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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宋史研究综述(4)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中国史研究动态》 梁建国 参加讨论

    城市与镇市。专著有张劲《两宋开封临安皇城宫苑研究》(齐鲁书社)。徐吉军《论中原文化对南宋都城临安的重大影响》(《浙江社会科学》9期)从商业、手工业、城市建设、社会风俗、文学艺术、文化娱乐、宗教等七个方面论述了中原文化对南宋都城临安的重大影响。徐吉军《论南宋都城临安在中国都城史上的地位》(《浙江学刊》3期)从南宋都城临安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人口规模、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等多个方面阐述了其在中国都城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张晓虹等《南宋临安节日活动的时空结构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4辑)剖析了南宋临安的节日活动空间、节日活动的时空结构特征,探讨了城市社会空间的形成机制。林正秋《试探南宋杭州城市建设的成就与特点》(《杭州师范大学学报》5期)探讨了南宋杭州城市建设的成就与特点。牟振宇《南宋临安城寺庙分布研究》(《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期)指出,南宋临安城存在着三种主要寺院的分布格局及其相关因素。成荫《南宋临安西湖景区节日游乐初探》(《四川师范大学学报》6期)考察了南宋临安西湖景区节日游乐情况,指出由唐及宋发生了两个较为明显的变化,即公共服务职能趋于强化和都城服务业日益兴盛。陈国灿《论南宋江南地区市民阶层的社会形态》(《史学月刊》4期)侧重从社会结构、社会等级、行业组织和群体意识等方面,对南宋时期市民阶层的社会形态做了个案分析。杨建宏《宋代长沙城市休闲文化管窥》(《长沙大学学报》6期)认为,宋代文化消费呈现出下移化与普及化态势,南方内地城市长沙休闲文化尤其发达,其中游乐、宗教与艺术休闲是长沙休闲文化中最重要的内容。王涛《唐宋之际南方城市市场网络的形成与繁盛》(《中国经济史研究》1期)认为,唐宋之际南方城市市场也形成了网络状结构,并在与北方城市进行经济贸易的过程中,显示出了独特的地位,成为全国主要的商品发散地。马玉臣《宋代镇市、草市户口及其有关问题》(《河北大学学报》3期)根据《宋会要辑稿》所存的熙宁九年(1076年)全国与各路“草、镇市”保丁的资料估算,全国草、镇市户约有484,197户,比学界估计的宋神宗元丰年间镇市户(不包括草市户)66万户要低三分之一。牛林豪《北宋时期陇东地区的小城镇及其功能》(《宁夏社会科学》1期)认为,军事上的需要是北宋时期陇东地区小城镇大规模兴起的主要原因,这些小城镇具有军事、商业、行政管理、教育教化、居住等多个方面的功能。
    贸易。专著有李晓《宋代茶业经济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谢天开《宋代蜀地茶马互市特殊形式刍议》(《农业考古》3期)指出,宋代蜀地茶马互市这样的特殊形式自有产生的财政背景,同时也反映了两宋种茶民族与吐蕃诸部游牧民族的茶马情结,又是宋代的国防军事防范与政治控制的结果。王晓燕《宋代官营茶马贸易兴起的原因分析》(《中国藏学》3期)认为,官营茶马贸易之所以在宋代兴起,不仅有其经济原因,而且有着深刻的政治原因。龚绍方《宋代海上丝路源头新探》(《中州学刊》5期)认为,到了宋代,“海上丝绸之路”才成为国家外交、外贸与文化交流的主通道,朝廷通过加强对外贸的集权管理,使汴京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名副其实的源头。杨瑾《于阗与北宋王朝的贸易路线初探》(《新疆大学学报》4期)认为,以西夏占领河西走廊作为一个转折性的标志,宋代陆上丝绸之路贸易由盛而衰,贸易路线发生巨大改变。
    三、文化史文化史方面的专著主要有:杨渭生等《两宋文化史》(浙江大学出版社)、李建军《宋代<春秋>学与宋型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杨渭生《宋代文化新观察》(河北大学出版社)、雷家宏《宋代社会与文化管窥》(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
    思想。专著有郭齐《朱子学新探》(四川大学出版社)、杨天保《金陵王学研究--王安石早期学术思想的历史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杨世文《走出汉学宋代经典辨疑思潮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方笑一《北宋新学与文学--以王安石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孙先英《真德秀学术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等。张建民《宋初经学与庆历新学风社会成因探析》(《江西社会科学》12期)论述了宋初至庆历间经学的特点,并探析了庆历新学风的社会成因。刘京菊《杨时对王安石新学的批判》(《河北大学学报》3期)认为,两宋之际,程门高弟杨时从理论上批判了王安石新学的众多“不知道”之处,以此提升洛学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影响,这不仅体现了宋代学术的门户之争,更展示了洛学与新学这两种学术思维路向及价值取向的差异。李承贵《宋代新儒学中的佛、儒关系新论--以儒士佛教观之基本特征为视角的考察》(《中国哲学史》l期)认为,宋代新儒学中的佛教与儒学关系,实际上是宋代儒家学者基于复兴儒学、发展儒学的集体意志和共同需要,对佛教与儒学在新儒学中的地位、功能、份额所进行的配置。范立舟《论两宋理学家的历史哲学》(《哲学研究》2期)论述了两宋理学家对历史学性质的反思和对历史学功能的界定。杜海军《论吕祖谦研究中的偏见》(《浙江师范大学学报》4期)指出了后人对吕祖谦的研究在三个主要问题上发生的错误:一是颠倒了吕祖谦的学术传承次序和地位,二是认为吕祖谦的思想兼容朱熹、陆九渊,三是将吕祖谦的中原文献之学解释为对图书资料的占有。
    史学。专著有王盛恩《宋代官方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燕永成《<宋太祖实录>探微》(《史学史研究》4期)探讨了《宋太祖实录》的编修与流传、所载内容及其影响等问题。吴漫《明代宋史学者的多元化史料观》(《南都学坛》5期)指出,明代宋史学者在深入认识各种史料不同使用价值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了宋史研究的史料范围。吴漫《明代宋史学者关于历史文化认同的思想历程》(《云南民族大学学报》6期)指出,明代学者在进行宋史撰述的过程中,经过了一个从强调“夷夏之辨”到注重历史文化认同的思想历程。何玉红《南宋东南边防史地类论著的勃兴及其特点》(《史学史研究》2期)梳理了南宋东南边防史地类论著的具体情况,总结出这些论著的特点:强烈的经世思想、以三国六朝史研究的形式出现、图文并茂、史地结合、侧重议论等。王晴、方建新《试论南宋图书编撰的创新与对典籍文化的贡献》(《南京理工大学学报》3期)认为,南宋的图书编撰,在北宋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创新,且不管是官修与私撰,都十分重视当代史的修撰,创立了新的史书体裁:纪事本末体和纲目体。
    教育。专著有陈晓兰《南宋四明地区教育和学术研究》(凤凰出版社)。邹锦良、孙小明《宋代江西乡村私学与地方社会述评--以地方知识阶层的参与为视角》(《江西教育学院学报》5期)从地方知识阶层参与地方办学的角度,分析了宋代江西乡村私学的兴起良机、乡村私学的发展及其对江西地方社会的影响。张雪红《南宋教育重心的下移与民间学校教育传播系统的新特征》(《河南大学学报》4期)探讨了南宋社会随时代潮流而动的教育重心之历史性下移,考察了教育转型下民间学校教育传播系统的构成要素、运行轨迹、传播条件及时代创新特征。王丽《宋代州学教授设置、选任与职掌考论》(《河南大学学报》4期)论述了宋代州学的相关情况。郭九灵《宋代县学述论》(《岱宗学刊》1期)介绍了县学的兴起和发展过程,阐明了县学在宋代兴盛的两个重要原因,分析了宋代县学的分布特点及原因,评价了县学在培养人才和推进教化等方面的作用。范立舟《论南宋书院与理学的互动》(《社会科学战线》7期)认为,南宋书院与新兴的理学学术思潮之间有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这种关系强化了二者的存在价值与生命力,亦有利于理学精巧高深的学术体系的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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