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财政管理的研究应当始自二十世纪初期，正如徐式圭所言：当时“理财之学，古无专书。其散见子史诸篇者，大都零缣片锦，竟绪茫然。”[1]但是在近代西方经济学说的影响下，一大批学者开始撰写财政史。汉代财政管理也在他们研究的范围之内。比如胡钧的《中国财政史讲义》[2]、徐式圭的《中国财政史略》、常乃德《中国财政制度史》[3]、刘秉麟《中国财政小史》[4]、杨志濂《中国财政史辑要》[5]、刘不同《中国财政史》等。他们利用文献并结合近代财政学理论，对汉代的上计制度，财政管理机构，会计制度以及财政监督等方面都做了论述，初步确立了秦汉财政管理研究的一些范围。在这种学术背景下，秦汉财政管理方面的研究开始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一批研究汉代财政管理的论著，其中以马大英和周伯棣等学者的研究成果最为突出。马大英在《汉代财政史》第二十四章即“财务行政与上计吏”中分别对“会计年度”、“财政官署与行政”、“调度”、“上计吏”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汉代的会计年度承秦制，十月制是会计年度，随着汉武帝改革历制，会计年度也发生改变。因此上计吏的汇报时间不再是十月了。其实，就会计年度而言，武帝改革后仍然实行的是“计断九月”[6]。又，汉代的会计制度还有许多其它的内容，比如会计凭证、会计报告、会计审核项目等，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研究。关于汉代财政官署问题，马先生认为汉代实行的是中央、郡、县三级管理体制，但是江陵凤凰山汉简证明：乡里也有财政支出权限。因此从财政学上讲乡也是一级财政[7]。上计吏是研究汉代财政管理的重要问题，马先生对上计吏的任务、职责以及上计的重要性做了介绍，提出了很多可资借鉴的观点。另外，赵云旗的《中国古代财政管理研究》对整个古代的生财、用财的管理措施进行了概括性的论述[8]。
    周伯棣对汉代财政管理也有专论。他从两个方面阐述了汉代的财政管理问题：第一，公私财政的划分；其次，预算会计制度。他说，公私财政划分的创始及其办法，在秦汉以前，国家财政与领主私人的财政几无区别；到秦汉时代，即有区别。可以说，公私财政的划分，为汉代财政的一个特色。东汉以后，虽也有划分的企图，但划分得不是如此清楚[9]。我认为这一传统观点值得商榷。（详论见后，此不赘述）关于汉代预算的问题，由于文献简缺，周先生也没有深入研究。他的结论是：秦的预算无法考究，汉代的预算制度本身亦无可考，但观于成帝责丞相翟方进说：“百僚用度各有数”，则可知预算是有的。虽有预算，事实上又未必严格遵守，故成帝加以谴责说：“君不量多少，一听群下言，用度不足，奏请一切增赋”[10]。由此可见，汉代粗略的预算并不是没有。与预算相关联，也可说与决算相接近者，则有“上计”之制。它与周代的“岁终则会”的精神相仿佛。不过具体说来，它是地方官吏定期向国王报告民户税收数字的账目。这个办法就是：把一年税收预算数字写在木券上，剖而为二，王执右券，官吏执左券，国王根据右券在年终考核官吏，予以升降[11]。我们认为秦汉预算制度，确乎存在，但由于材料缺乏，所以，迄至今日，没有学者专门、系统地研究秦汉预算制度。
    尽管系统、全面地研究汉代财政管理的专著还未面世，但是研究财政管理各个具体内容者有之，现在分述如下：
    1、如何征收赋税？这是财政管理的基本问题。高敏先生认为，汉代的田租是按亩和产量结合起来征收的。而田亩与产量二者的结合可以在每亩产量上获得统一，这样即体现了租税之法皆依田亩所产的精神，又符合什五税一与三十税一这种按产量征收田租的定率[12]。杜绍顺先生却主张田租定额征收说，汉代田税的定额如果是三十税一，武帝以前是每亩（小亩）约三升，武帝以后是每亩（大亩）八升。汉代的田税定额不是始终不变的，而是随着平均亩产的提高而提高的。也就是说汉代田税采用的实际上是定额制而不是分成制。国家根据平均亩产量决定每亩征收定额，地方上再根据土地贫瘠定出品级，但平均起来与国家规定的定额相等[13]。谷霁光和黄今言老师认为，汉代田租征收办法是，既基于地，又基于户，基于户是实[14]。刘华祝老师认为，汉代田租按照比例税制征收，即“按照田亩单位面积产量计征”[15]。日本学者对汉代田租征收制度也多有研究，木村正雄认为秦汉的田租属于生产税性质，而平中苓次认为是地租。（日）纸屋正和在论证秦汉的田租率时和吴慧的观点相同，即汉武帝时期田租率为“百一而税”[16]。以上这些学者的研究立论鲜明，论证缜密。但由于近些年来出土了很多新的简牍材料，为笔者进一步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条件。
    李剑农先生在《先秦两汉经济史稿》[17]中认为，武帝以前赋税种类有田租、算赋口钱和更赋三种。田租是三者当中最重要的，是国家财政收入的基本项目。算赋和口钱可称为人口税，似为武帝之创制，更赋为“力役之征”，盖以沿秦旧制。高敏先生讲，汉代赋税名目繁多，然大别之，不外乎赋、算、租、税四大类别。所谓赋，包括算赋、口赋、更赋、献费，大都是按人口征收的税，所纳均为钱币。所谓算，包括算訾、算缗钱、算财产等项目，一般以钱币纳税。所谓租，则包括田租、假税、刍稾税，除田亩附加税是按亩征收钱币外，其余都收实物。所谓税，则包括关税、盐铁税、酒税和渔税等，其征收办法一般是按所税物品的数量计算的，也以征收钱币为主[18]。蒋非非老师详细地考察了江陵汉简关于算赋征收的时间问题，其观点为：汉简所记录的各月算赋是预征数目，正式收齐上缴仍然在每年八月至九月，因此八月算民制度是存在的[19]。然韩连琪则对口钱是汉代未成年人交纳的税目提出了新见，他认为，元帝以前从三岁开始征收，自元帝时起七岁起征，成为定制。但到东汉末年已由七岁降为一岁起征[20]。而钱剑夫则认为，在武帝以前就有口钱算赋，口钱由三岁至十四岁，人出二十钱。武帝时加二十三钱，至元帝时贡禹请将征纳口赋的年岁由三岁改为七岁，并成为两汉口钱起征年限的定制[21]。
    关于赋税数额问题，韩连琪认为，高帝十一年前赋无定额，高帝十一年后，赋额为六十三钱，文景时赋额为四十钱，武帝时始赋额确定为百二十钱[22]。日本学者加藤繁认为，宣帝甘露二年以前除文帝时四十钱外，“赋额”一般为百九十钱，宣帝甘露二年至成帝建始二年，“赋额”为百分之六十钱，成帝建始二年后“赋额”为百二十钱[23]。高敏强调，汉初每算的固定数量既不是《汉律》所说的一百二十钱，也不是孝文时“民赋四十”，更不是加藤繁所推算的数字，每算应当是二百二十七钱[24]。岳庆平老师认为，汉代狭义的“赋额”是指上交赋额，是取民之赋额的一部分。上交之“赋额”存在一个演变过程；高帝四年至十一年并无定制，高帝十一年始为六十三钱；文帝、景帝时减为四十钱；武帝时升为百二十钱，此后基本固定，终两汉之世，除偶然减免外，未再变更。广义的“赋额”，指取民之“赋额”，其中包括以各种名目向十五至五十六岁的成年人征收的所有人头税。赋额中的一部分上交中央，另一部分用于地方开支，取民之“赋额”从无定制，因地而异[25]。李孝林在《世界罕见的赋税史实物---凤凰山10号汉墓简牍新探》一文中讲，市阳里二至六月每算共征收227钱，由于包括地方征收的杂税，显然大大超出应缴中央的算赋“人百二十为一算”，献费是一次性的，按人头摊派，于十月朝献，有别于算赋。从朝献时间看，似应在七、八月份向居民征收，四、五号牍故无记录[26]。
    工商税的征收，是向从事商业、手工业和高利贷活动的人征收的一种税[27]。高敏先生在《秦汉赋税制度考释》中认为，算缗钱是新增加的一种国税，秦代有无“算缗钱”的制度，从现存中料中尚无法确知，但汉代则确实施行了这种对缗钱的储存者课税的制度。算缗钱是武帝新增加的一种国税，它与向工商业主征取的财产税不同，不能混为一谈[28]。黄今言老师说，算缗钱是由过去的现金税演变而发展成为财产税。算缗钱可能只是对工商主的“储钱”课取现金税。随着汉代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和“抑末”措施的加强，算缗钱的性质便随之发生了变化，过去的现金税，发展成为带有财产税的意味了[29]。田泽滨在《汉代的“更赋”、“訾算”与“户赋”》中认为，“訾算”并非征收农户的财产税，它同“訾选”用人有关，也同维护小农经济的根本政策有关。不过，应该指出“訾算”虽非征收财产税，但按“訾”区分为“高訾”、“中訾”、“訾不满二万”等类别却与徭役的征敛相关[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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