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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徐式圭：《中国财政史略》，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第1页。 [2]胡 钧：《中国财政史讲义》，商务印书馆1920年版。 [3]常乃德：《中国财政制度史》，上海世纪书局1930年版。 [4]刘秉麟：《中国财政小史》，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 [5]杨志濂：《中国财政史辑要》十册，无锡大公图书馆1936年版。 [6]沈家本说：“汉初以十月为首，朝会在十月，计吏自不得不以九月为断。自太初正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计文书仍断于九月者，计吏岁尽即诣京师，不及候至十二月。郡国之远者若必断于岁尽，即不及赴正月旦之朝会，故断于九月。” （清）沈家本：《历代刑法考·汉律摭遗·上计律》（邓经元、骈宇骞点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711页。 [7]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出土简牍记载，市阳里与郑里的官吏除了征收赋税外，还具有支出权力。因此高敏说，它实际上体现了“各级地方机构与中央机构之间的分配关系”。见高敏：《从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出土简牍看汉代的口钱、算赋制度》，《文史》第20辑，1983年9月。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出土简牍材料可以参见：《文物》1974年第7期。 [8]赵云旗：《中国古代财政管理研究》，《汕头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9]周伯棣：《中国财政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8页。 [10]《汉书》卷84《翟方进传》，第3423页。中华书局1962年6月版。以下同版本。 [11]前揭周伯棣书，第129页。孙翊刚以《周礼》为中心论述了古代财政预算的基本原则、国家预算的基本形式、预算的编制与执行。对汉代的预算问题，也囿于材料，未深入之。参见孙翊刚：《中国财政问题源流考》第五篇《中国国家预算的早期形态及其发展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第285-298页。他在《简明中国财政史》中讲：“据史料记载，三代时已有了早期的预算制度、决算制度和会计制度。我国的预决算制度，据推测，可能萌芽于三代，正式见诸史籍记载，则是西周时期。”见孙翊刚：《简明中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版，第26页。邢铁也从上计制度出发谈了汉代的预算问题，见邢铁：《我国古代专制集权体制下的财政预算和决算》，《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4期。高敏在论证汉代经济立法时说，“各种物质分别立帐、并将各部门所需物质数量上报内史的预算制度，无疑是为了加强国家财政开支的计划性，以便量入为出，防止亏空”。见《秦代的经济立法原则及其意义》，《学术研究》1986年第2期。 [12]高敏：《秦汉赋役制度考释》，载自《秦汉史论集》，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他还说：“正因为汉代田租的征收办法是按田亩与产量结合的方式进行，所以在征收田租的过程中，需要由政府估计田亩单产，或把田地按肥瘠程度的不同划分为若干等级。”第63页。 [13]杜绍顺：《汉代田税征收方法辨析》，《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3期。 [14]谷霁光：《论汉唐间赋税制度的变化》，《江西大学学报》1964年第2期，还可以参见谷霁光：《中国古代经济史论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146页。黄今言：《汉代田租征课中若干问题的考察》，《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2期。 [15]刘华祝：《关于两汉的地租与地税》，《北京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 [16]参见（日）木村正雄：《秦汉时代的田租及其性质》，《历研》232，1959年。（日）平中苓次：《漢代の田租と災害によるその減免》，《中国古代の田制と税制》，东洋史研究会，1957。吴 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 年版。紙屋正和：《漢時代の田租―特に“百一而税”について》，《九大東洋史論集》4，1975。相关的研究还有吉田虎雄：《両漢租税の研究》，大阪屋号書店、1942年。佐竹靖彦：《漢代田制考証》，《史林》701，1987年。平中苓次：《古代中国の田制と税法―秦漢経済史研究》，《東洋史研究叢刊》1967年。 [17]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中华书局1962年版。 [18]前揭高敏：《秦汉史论集》，第59-73页。 [19]蒋非非：《算赋制度的探讨》，《平准学刊》3（下）。 [20]韩连琪：《汉代的田租、口钱和徭役》，《文史哲》1956年第7期。 [21]钱剑夫：《秦汉赋役制度考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2-62页。 [22]前揭韩连琪文。 [23]（日）加藤繁：《关于算赋的小研究》，《中国经济史考证》，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24]前揭高敏：《从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看汉代的口钱、算赋制度》。 [25]岳庆平：《汉代“赋额”试探》，《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4期。 [26]李孝林：《世界罕见的赋税史实物---凤凰山10号汉墓简牍新探》，《重庆工业管理学院学报》1997年第5期。 [27]关于工商业等国家财政专卖制度的研究，学界成就斐然，笔者不拟专门探讨之，但其财政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可以在本文的行文中略见其一斑。冷鹏飞先生对汉代财政专卖制度有精辟的论述，他认为，武帝实行这种制度是“国家财政需要等社会合力促成的”。见冷鹏飞：《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形态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21页。 [28]前揭高敏：《秦汉史论集》，第88页。 [29]黄今言：《秦汉末业税问题的探讨》，《江西师大学报》1985年第1期。 [30]田泽滨：《汉代的“更赋”、“资算”与“户赋”》，《东北师大学报》1984年第6期。 [31]前揭钱剑夫：《秦汉赋役制度考略》，第37-38页。 [32]黄今言：《汉代田税征课中若干问题的考察》，《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2期。 [33]祝瑞开：《汉代的公田和假税》，《西北大学学报》1980第3期。 [34]韩养民：《汉代的分田劫假与土地兼并》，《西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 [35]《汉书》卷77《毋将隆传》：“共养劳赐，壹出少府。盖不以本臧给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费，别公私，示正路也”。 [36]《汉书》卷89《龚遂传》：“水衡典上林禁苑，共张宫馆，为宗庙取牲，官职亲近，上甚重之，以官寿卒”。 [37]（日）越智重明：《关于汉代的财政》，《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第10号，1982年。 [38]（日）楠山修作：《汉代的国家财政》，《史林》第63卷第3号，1986年。 [39]（日）山田胜芳：《对汉代财政的一个考察》，《北海道教育大学纪要》第1部B第23卷第1号，1972年；《汉代财政制度变革的经济要因》，《集刊东洋学》31，1977年；《前汉武帝时代的祭祀和财政-封禅书与平准书》，《东北大学教育部纪要》，第37号，1982年；《王莽时代的财政》，《集刊东洋学》33，1975年；《后汉的大司农和少府》，《史流》18，1977年；《前汉武帝时代的财政机构》，《东北大学东洋史论集》1，1984年。 [40]前揭孙翊刚：《简明中国财政史》，第47页；周伯棣的《中国财政史》也与前面的研究大体上相同，第76页。 [41]黄天华：《中国财政史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2月第1版，第79-123页。 [42]郭道扬：《中国会计史稿上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年6月第1版，第171-255页。 [43]杨时展：《出土文物与会计学术-〈中国会计史稿〉（上）》，《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 [44]李均明：《汉简会计考》，《出土文献研究》第3、4期，中华书局1998年版。 [45]李孝林：《世界会计史上的珍贵资料》，《江汉考古》1983年第2期。他在《从江陵凤凰山10号墓简牍研究西汉早期会计史》一文中还考察了商业会计与赋税会计等问题，见《北京商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 [46]杨宽：《战国秦汉的监察和视察地方制度》，《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2期。 [47]方宝璋：《中国古代审计史话》，中华书局1995年版；《论中国古代监审一体制度的演变和特点》，《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48]肖清益、谭建立：《中国审计史纲要》，中国审计出版社1990年。 [49]方宝璋：《论中国古代的审计》，《审计研究》2001年第2期。 [50]王春知：《秦汉监察制度的形成》，《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2 年第1期。 [51]关汉华：《试论两汉监察官员的选任制度》，《广东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52]孔令平等：《浅谈汉代的审计》，《中州审计》1997年第6期。 [53]谢桂华等：《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以下版本同。 [54]参见阎步克：《从稍食到月俸》，《品位与职位》，中华书局2002年2月版，第124页。 [55]罗庆康：《西汉财政官制史稿》，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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