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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七十年代以来中美关系的改善，美国关于近代中美关系的研究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应该引起我们特别注意的是，这些研究大多不是由美国的中国史专家而是由研究美国历史的美国对外关系史的学者完成的。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使用的资料、运用的理论和方法、看问题的角度以及研究问题的选择与我们所熟悉的费正清等的研究都有某些差别。他们更注重美国对华政策在美国的形成过程以及对美国政治和社会的影响。本文将通过对中美关系史研究的理论取向、早期中美关系、门户开放政策及其运用、传教士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等几个方面对近年来的一些新成果进行初步考察[1].最後我还将讨论今后研究应注意的问题。 一。 中美关系史研究的理论取向中美关系研究的发展一直受到美国历史和对外关系史两个领域的影响。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的第一代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些人大多数是受战争影响的带有民族主义（nationalism）研究取向的政治史学者。他们强调美国外交的持续性，支持美国势力的扩张，把基本注意力放在国与国、特别是与欧洲各国的关系上[2].在这个时期，中美关系的研究已经起步，传教士可能是他们最早的研究对象。他们的研究显然受到民族主义取向的影响，认为传教士通过出版教科书和培养教师，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现代教育，传播了西方文化，因此把中国 “带入了与西方的接触，” 使 “中国人获益 甚多。”[3] 在二十年代，进步派（progressive）历史学家向民族主义观点提出挑战[4],他们把研究重点放在形成外交政策的知识的、经济的和地区的力量上。他们认为美国对外关系的特点是 “变化” 而不是 “持续”;是 “相互矛盾”,而不是 “观念一致”[5].但在这个时期，中美关系 的研究并 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现实派（realism）历史学家在五十和六十年代成为主流，与早些时候的民族主义学派一样，他们也注重于国家、决策者和为国家利益的权力的使用，注重美国外交的内部资源，重新使像国家安全、国家利益、权力平衡以及战略决策这样一些内部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费正清是现实派在东亚史研究中的代表人物。他以及他的那一代与其不能阅读中文原始资料而仅依靠二手资料的前辈不同，他们能直接接触中文资料并有在中国的亲身经历，从而把中美关系的研究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1968年，费正清以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的身分在每年一度的演说中，呼吁历史学家致力于东亚史的研究。之後不久，在福特基金会的赞助下，美国-东亚关系委员会（committee on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就东亚史的研究举行了 一系列学术会议。美国东亚关系的研究开始日益受到重视。 自从六十年代以来，现代化理论一直影响着中美关系的研究。但是运用这个理论的学者单纯从“传统”和“现代”的区别入手，并未试图寻找中国现代化的内部动力，因此一些学者批评这些研究更多的是反映了美国的政策需要。正如 m·亨特 （michael hunt）指出的 “坚持现 代化理论的最主要的危险是仍然以十九世纪美国人的知识框架作为历史学家的思维。” 同一时期，“新左翼” （new left）历史 学家使用 “开放门户的帝国主义” 去描述 “美国的市场 渗透和控制。” 但是，新左翼在使用 “帝国主义” 这个词的时候并没有作严格的限定[6]. 在六、七十年代，那些受越战影响的修正派（revisionism）史家猛烈批评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而把研究重点从欧洲和其它强国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他们强调国家和社会关系的意义，强调美国对外关系史中意识的重要性。然而因为修正派没有区分国内的各利益集团对外交政策的制约、忽视美国在外交中为本国利益考虑以及其他国家的影响而受到批评。作为对这些批评的回应，七十年代末产生的后修正派“力图以现实主义的特点去取代修正派的观念。”[7]在中美关系史研究领域，亨特应当被认为是修正派的代表。他这一代中美关系史研究学者不同于费正清那一代。尽管费正清写有极具影响的中美关系史的著作，但实事上他是以中国历史专家的身分出现的。相反，亨特这一代是从美国史的角度研究中美关系，不过他们也具有直接阅读中文原始资料的能力。这样，当他们考察中美关系的时候，能从美国和中国两方面观察问题，使他们有能力去揭示影响中美关系的中国和美国社会的内部因素。实际上亨特也采取了“社团”派（corporatism）历史研究的取向[8].亨特通过一个较宽的视野去考察中美关系，揭示了整个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两个国家文化、经济和外交相互作用的过程，指出由于文化和地理的分离，使两国的关系变得十分复杂和不稳定。他的研究提醒我们，两国关系的研究不仅是面对两个国家实体，而且是面对两个不同的社会和文化。 最近几年，美国对外关系史的学者在美国史其他领域的影响下，日益强调像文化这样的与社会史有关的题目。在最近美国-亚洲关系的研究中，文化的问题也已经成为中心。许多 外交史学家开始强调 “国际史” （international history）的概念， “全部那些关于意识、象 征、大众文化和文化交流的研究在某些方面都纳入了国际史之中。”[9]他们把注意力放在国际系统中国家、人民和文化的相互作用上，试图揭示美国对外关系在国内和国外影响。一些人提倡历史学家应“行进在全球权力的边缘，”其意思是从第三世界（而不是欧美发达国家，即国际权力的边缘）去分析世界权力系统[10].在这一倾向影响下，中美关系的研究也进一步受到美国学术界的重视。 二。 早期中美关系十八、十九世纪的对华贸易使美国不仅取得了商业成功，而且与中国有了文化接触。在 w·j·布宁克（william j. brinker）关于早期中美接触的文章中，强调了文化交往和文化理解 的障碍。在中美贸易的早期阶段，美国人认为他们的制造品质量较中国的优越，但是他们不知道中国经常是出口质次的产品而把高质产品留在国内，这样使西方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产生了错觉。在整个十九世纪，中美文化接触就像这种对产品的理解一样，都是十分有限和不确定的，美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仍然是支离破碎的。直至二十世纪初，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文化仍一无所知。美国日益超越中国的经济和技术使美国人认为了解中国并不重要，而且美国人还在种族和道德上有很强的优越感，他们认为从中国人那里没有什么东西可学[11]. a·o·阿尔德瑞奇（a.owen aldridge）对两国早期文化接触有不同的分析。如果说布克林 强调的是早期中美文化接触的消极方面，那么他的注意力则放在更早阶段的积极因素。他指出，从1706年富兰克林的诞生到1826年杰弗逊的去世这段美国的启蒙时期，关于中国信息的传播本身便是美国和欧洲启蒙的内容之一。在过去，美国人所知道的中国是从那些从来未到过中国的欧洲人的想像中得来的。“在伦敦或巴黎发表的关于中国具体信息，每一个特别的观念或因素都以某种形式在美国再现。”在当时西方人的眼中，中国是最老的帝国，而美国是最年轻的共和国；中国保守、传统和孤立，而美国进取、充满活力和富于扩张。“因此，从两国交往的开始，就不是相互理解和合作的记录，而是不同文化在各方面的碰撞。”[12]独立战争以後以及随着对华直接贸易的发展，许多美国人到中国并写下了他们的亲身经历。在1785-1825年的四十年间，一些关于中国的书籍在费城及其他地方出版，报纸和杂志也有不少关于中国的文章发表。他还发现不少中国文化对美国思想家影响的证据，像富兰克林在费城报纸上分析儒家思想的文章，杰佛逊给他妻弟开的阅读书目中列有中国小说等。虽然阿尔德瑞奇强调了中美间的文化接触，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接触只限于少数精英。而且这个接触与更早时期的欧洲与东方的接触模式相仿，不是相互间的知识的交流，而是从东到西的单向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