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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中美是怎样接触和理解的呢？ w·i·柯恩（warren i. cohen）的研究不像布宁 克和阿尔德瑞奇基于文化角度的研究，他是从政治的角度进行分析的，基本上是按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将研究集中于经济和政治关系，特别是不平等条约的影响。《南京条约》 以英国的胜利换来和平，标志着“中国历史的新阶段：朝贡系统的结束和条约系统的开始。”不幸的是，这个新的系统是基于西方外交概念的理论，是以武力强加在中国人身上的，因而是不平等的。在鸦片战争时期，美国以相对平和的姿态出现，因此中国希望得到美国的支持，但这个希望很快落空。美国仍然享受违背中国人意志的特权。“在被外力控制的范围内，美国寻求各国商品的平等待遇，使美国的出口能从中获益。”不过，“在中国需要帮助的时候，美国看来是相对友好而资利用。”[13]虽然一些中国官员能觉察到美国与其他列强的微妙不同，但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它们并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对西方包括对美国都是仇视的。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确不乏中国官员和政府把希望寄予美国的事例，但结果总是令人失望，用中国人的话说是被美国人“出卖了”.但这些事例也的确反映了中国政府对美国的社会和政治缺乏了解。两国决策者有不同的动机。中国官员把民主政治的美国视为危险较少的外夷而可被利用来阻止其他贪婪的列强。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官员希望与美国合作，特别是在铁路和开矿方面；之後，中国政府又试图寻求美国的支持以抵制欧洲和日本的侵入。这都显示了中国官员对美国的误解。美国商人因未得到自己政府的支持而对此缺乏热情；而美国政府则不愿卷入与欧洲和日本的对抗，实际上美国对卷入也还缺乏实力。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中美接触的早期，相互的了解十分有限。这一时期美国还处于工业革命前夕，大片土地尚未开发，力量薄弱，因而美国紧随英国援引最惠国待遇以得利。美国认为最惠国待遇是达到目的一种手段，而让英国去承担责任。“这个政策对美国是最现实和令人满意的”[14],的确以最小的代价得到了最大的成功。但是这个成功却是以损害中美关系和违背美国奉行的自由平等的基本原则而取得的。 三。 门户开放政策及其运用美国对华政策的真正产生是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这个对华政策虽然“具有推进中美共同利益的潜力，”但大多数学者认为其“具体实施却令人失望。”[15]这个政策的中心就是所谓的 “门户开放” 政策。 （一） 门户开放政策和 “关门” 政策 门户开放政策是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美国的整个对华外交政策的基础，也是美国外交和东亚关系间最重要的接触点。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主张门户开放政策的集团开始在中国和美国进行商务、外交和传教的人士中产生。在世纪之交，美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国。1898年的美西战争获得菲律宾以後，美国开始向一个世界经济、政治强国过渡。这个时期，美国反对进一步孤立中国，国务卿海约翰关于“门户开放”的照会便是“百多年来美国卷入中国的顶峰。”[16]美国人懂得，中华帝国 的保存有利于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j·瑞德（james reed）强调在门户开放政策制定过程中传教士的作用。许多在华传教士 与在美国政府中的同仁一起，主张以在华门户开放的政策作为抑制欧洲和日本在华扩张的工具[17].亨特则指出美国门户开放集团并没有达到其目的。商人没有得到他们希望的市场，传教士也未能使更多人皈依基督教，许多外交官、商人和国会议员发现整个门户开放政策不是毫无意义就是无法推行。[18]但是m·肖仑（michael schaller）肯定门户开放政策使中国 免于灭亡，而美国则得以 保持在华 市场，美国仅通过口惠而成功地达到了目的[19]. 当门户开放政策作为外交政策产生之时，一个“关门”政策--即在美国排斥华人--却作为 国内政策而形成。门户开放政策与排华没有必然的联系，但一些学者批评美国决策者对外鼓吹在华平等商业机会的门户开放政策，而对内却否定了华人移民美国的权利。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开始，“中国移民到美国西岸就与中美关系联系一起。”[20]越来越多的学者指出美国对中国人的移民政策实质是与中美关系一体的。 关于中国移民的研究是把过去中美关系研究只注意官方关系转移的非官方关系的一个极好的突破口。亨特首先系统地把美国的中国移民与美国开拓中国市场联系在一起。他指出移民问题的产生加剧了中美间的分离，“虽然中国移民在美国较之美国人在中国安分得多，但他们的肤色和抵制同化引起强烈的排华运动。”[21]科恩分析，中国移民所得到的教训是意识到他们不同于欧洲移民。肖仑认为十九世纪中国移民遭到的是公开的仇视和欺侮，结果美国种族主义者损害了中美关系[22].中国移民在美国的工业化中起了重要作用，但他们却受到粗暴对待。美国控制了这种关系模式，而中国政府在保护移民问题上却无能为力。在中国移民问题上，不是移民政策而是移民本身成为研究的中心，这一课题的研究可能提供了美国看待中国和中国人丰富的资料。 （二） 美国对二十世纪初关于中国重大事件的反应 一些学者以二十世纪初美国对一些关于中国重大事件如辛亥革命、“二十一条” 和巴黎和 会的反应来看美国的对华政策。关于辛亥革命，学者们有不同的观察角度。d·m·科瑞 （daniel m. crane）和t·a·布鲁斯林 （thomas a. breslin） 认为美国对辛亥革命的反应其意义不在于 对中国的影响，而在于从中表现出的美国社会和外交政策制定的取向。1909-1916年间的中 美关系是由塔 夫托 （william h. taft）总统、罗克斯 （philander c. knox）国务卿等 的金元外交决定的。美国人从一开始是同情孙中山革命的，但当美国在华经济利益受到威胁时，美国政府便撤回了对孙中山的支持。在各种压力之下，美国政府最后决定支持袁世凯而背叛了进步的孙中山。在威尔逊 （woodrow w. wilson）任总统期间，拒绝支持国民党的反袁 活动。袁世凯的称帝实际上也受到美国的鼓励[23].瑞德发现，中国在1911-1913年的事件第 一次使中国事务成为美国国内的问题，美国在是否承认中华民国问题上的矛盾，实际反应了国内政治上的矛盾。科恩却指出，虽然美国在中国的利益使其有必要在中国保持武力，但美国并不想这个武力威胁到其他列强[24].美国采取这样的政策的另一原因是谋求与日本的密切关系，因为日美在反德国问题上结成联盟。1917年，美国承认日本在华北和满洲的利益。 瑞德还从两大事件入手来看“传教思想”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一是美国是否承认中华民国问题，一是日本对中国的“二十一条”.在这两个事件中，美国的对外政策专家支持与其他列强保持一致，在新的中国政府证明能保护外国在华利益后才表示外交承认。这些专家认为二十一条对美国没有损害，因而建议美国应避免与日本的野心相冲突。然而，那些决定威尔逊政府外交政策的主要人物，像总统本人、国务院外交顾问 r·兰辛 （robert lansing）以及负责远东事务的 e.t.威廉姆斯 （edward t. williams）等却在 “传教思想” 的影响下认为应支持中国的共和，反对二十一条[25].根据 d·特纳斯克 （david trask）的分析，一战前后中国的革命和衰弱、日本的现代化和民族主义以及美国的野心和理想主义都在相互作用。一战以後，威尔逊十分担心亚洲的和平，他倾向保持中国的独立和支持整个亚洲民主的扩展。但是中国的内部问题和日本事务的现实、东亚稳定和世界秩序的关系使威尔逊改变了他的初衷。他低估了日本的扩张倾向。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日本外交官力图使他们在一战中的既得利益得到肯定，试图以此测试美国的政策并向中国的权利挑战；中国的代表却想依靠美国去抵制日本的野心。但威尔逊和他的助手们在巴黎和会上并未充分觉察到亚洲的秩序和进步已受到严重威胁而没有给予中国充分的支持[26]. 因此，从美国对二十世纪初一系列关于中国主要事件的反应看，美国对华政策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是消极的。对于美国采取这种政策的原因，下节还要作进一步的分析。 （三） “特殊关系” 大多数美国东亚史专家都认为美中之间有一种不同于他国的“特殊关系”.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中强调中美间的“传统友谊”,认为美国对中国的行为是“善意的，寻求赐予和获得。”p·瓦格 （paul varg）虽然承认在两国的官方和政府层次没有 “特殊关系”,但美国民间对中国 的态度是真正友好的，强调两国人民间的友谊[27].但是一些学者对“特殊关系”这一观念提出了疑问。科瑞和布鲁斯林认为这是一个错觉，这个错觉产生于中美关系的早期阶段，其意思是美国恩惠于中国、中国的感恩以及两国的互惠[28]. 科瑞和布鲁斯林比较了威尔逊政府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和其对墨西哥及俄国革命的态度，发现没有什么不同。他们试图证明中美间“既没有积极的，也没有消极的”特殊关系。美国对待中国像对待其他国家一样，采取什么态度取决于国内政局。政治控制和经济垄断是美国卷入中国的先决条件，由于中国内部事务的不确定和不稳定，因此保持其秩序、稳定和外国的控制就是美国社会、政府和商人集团最强烈的要求，所以美国支持的是袁世凯而非革命党。在世纪之交，美国政府很重视中国，但是商人集团因中国不稳定的经济和未卜的政治局势而不愿贸然涉足，因而对华投资十分有限[29].与科瑞和布鲁克林的观点相反，科恩指出在世纪之交，虽然商人和传教士强调中国事务的重要，但美国人民和政府对亚洲事务不再感兴趣，因为他们面临更严重的国内问题。瑞德则从经济的角度观察这个问题：中国乃至整个东亚都不是美国十分重要的贸易伙伴，美国从这一地区的进口双倍于出口，贸易的种类基本上局限于农业品[30].但是他指出不能据此认为中国对美国不重要，批评那种认为在海外贸易和投资中加拿大、欧洲和拉丁美洲比东亚更重要的看法，认为这是一种误导。而亨特发现威尔逊对中国的关注重点并不在政治或经济，对发展对华贸易不感兴趣，重视的是美国对在中国 “推动民主、法制和基督教这个现代三位一体的责任。”[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