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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代中美关系的考察来看，如果说中美间的确有一种特殊关系的话，那并不是互惠的关系。中美特殊关系的本来意思应是友谊、理解和互惠，但追溯从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初中美关系的起缘和发展，可以发现这种关系从未存在于两国之间，而是这两个不同文化和地理位置国家的不断的冲突。中美人民也是误解和错觉的受害者。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是中美建立“特殊关系”的最好时机，那个时期中国试图向美国寻求安全保障。然而，基于门户开放政策的美国对二十世纪初中国主要事件的反应却没有能推动一种特殊关系的形成。 四。 传教士及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许多学者认为研究传教士可以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有进一步的了解。在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影响下，东亚研究的哈佛学派强调西方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传教士当然也被视为西方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在六十年代，刘广京 （kwang-ching liu）便赞扬传教士在十九世纪是 “西学的最好的源泉，”也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重建的先驱。认为他们理解中国人民的问题和需要[32]. 在七十年代末， d·w·特瑞哥德（donald w. treadgold）重新肯定西方传教 士在中国的贡献，认为他们推动了中国改良者和革命者思想的形成[33].然而在六、七十年代已有一些学者开始对这些观点提出疑问[34],如史景迁（jonathan spence）便指出传教士 并非“急于帮助中国，而是为他们自己。”他们在中国的努力只是为了证明他们的价值。总的说来，他们在中国的活动是失败的，因为中国人既没有接受基督教也没有接受西方民主[35].这些对传教士活动的不同解释证明了研究这一课题的困难和复杂性。显然，那些强烈同情近代中国命运的学者把传教士作为帝国主义来批评，而那些相信宗教文化交流总是对社会有益的人则予以积极的评价。 （一） “传教思想” 与对华政策 在七十年代，一些学者便提出历史学家应揭示传教运动在其国内的根基；八十年代，有学者发现美国对华政策极大地受到传教士的影响。瑞德便通过他称之为“传教思想”对外交政策形成作用的研究提出了一个讨论的新方向。像其他许多新一代美国-东亚关系学者一样，瑞 德用文化、社会和经济史的方法揭示新教怎样形成美国公论和对华政策的，从而使人们重新考虑“外交史”的传统的定义。在瑞德之前，已有学者意识到东西方两个世界冲击的两个侧面。a·施莱辛格（arthur jr. schlesinger）在考察传教士作为文化帝国主义角色时指出：“传教士 对美国人民思想的冲击比对非西方人的冲击更为深刻。”[36]而瑞德却强调“传教思想”对中国和美国两方面的影响。什么是“传教思想”?这是美国“对亚洲特别是对中国道德责任的一种综合的共同意识。”[37]基督教文明是一种复杂的表现，它包括若干层次，交织着情感、带有具文化偏见的宗教信仰以及部落狭隘意识的世界观。瑞德发现大部分商人、银行家和企业家把他们自己局限于经济事务，他们的“商务思想”决定了他们对中国的态度不同于宗教集团。由于瑞德并没有分析“传教思想”的性质以及其具体在中国的运作，因此我们对这种思想在美国和中国的交互影响仍知之甚少。 （二） 传教士与教育 教育可能是传教活动在中国最成功的事业，邵玉明 （yu-ming shaw）最近关于司图雷登 （john leighton stuart）的研究便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这个事实。美国传教士曾在中国建 立了十余所大学，培养了当时百分之十二到百分之二十的大学生。他们还资助数百所中学和几千个学习中心[38].这些机构都成为两国思想文化交流的媒介。司图雷登参加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传教士活动的整个过程，随着美国在华的传教浪潮，司图雷登的事业、特别是教育事业发展顺利。邵认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个美国和西方在华传教士中，司图雷登是最富色彩的和充满矛盾的。 司图雷登在华的第一个职位是牧师（1905-1908年），然后执教十年直至1919年任燕京 大学校长。他在燕京大学的教育活动是他对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最具体的影响，在他的管理之下，该校成为中国最好的教会大学。作为一个教育者，他既因教育的成绩而受到赞扬，也因服务于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而受到批评。但邵认为，燕京在教育上是成功的，燕京给中国的年青人提供了当时一流的现代教育条件和精神环境。从邵在书中对传教士活动所采取的态度看，他仍继承了哈佛学派关于传教活动的基本观念。 我们可能要问，为什么一些传教士比另一些更成功？三十年代洛克非勒基金会在中国的农村重建活动和传教士参与的像新生活运动这样的改革都失败了[39].司图雷登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仅是拯救灵魂，而且关心人们的社会处境。许多传教的失败就在于他们没有强调两方面。他的成功还可能在于他与中国人较密切的交流。由于在中美交流中缺乏对中国有直接了解的人，传教士的活动便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缺陷。在中美的宗教接触中，司图雷登试图把基督教神学、伦理与中国宗教和文化传统综合起来[40].他了解中国宗教和文化的价值和力量，因而并不想向儒家价值和中国宗教观进行挑战。 （三） 传教士与外交 许多在华的传教士力图去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希望中国实现民主共和，这样基督教和传教士就能受到欢迎。在那时，传教士和商人是可以影响舆论和政策的集团，但是他们的目的经常是不同的。传教士反对许多商人所持有的中国不可能实现共和的“商务思想”,而持这种思想的人更倾向于发展与日本的关系。瑞德相信“传教思想”是最有力量的，因为其他思想（“商务思想”、“外交政策思想”等）都缺乏一种持续的愿望和影响舆论、外交政策的传播系统。一般来讲，传教士总是与外交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从他们的往来信件和报告中历史学家得到的大量关于外交事务的信息证明，他们对外交有极大的影响力。瑞德强调，传教思想对外交政策“发挥了极大的、可能是决定性的影响。”他认为从一定程度上讲，传教思想形成了美国外交的整个过程[41]. 但是，当我们考察传教士怎样影响美国对华政策时，我们因当考虑到传教士与不平等条约的关系。西方国家用武力迫使中国承认他们自由传教的权利，因此传教士的角色不可避免地是作为不平等条约的一部分发挥着作用，因此他们不仅是影响了外交政策的制定，而且极有可能也是这种外交政策的积极推行者。但是许多最近的研究却忽视了这一问题。 （四） 传教士与中国政治 由于不是平等条约给予外国人在华广泛的特权，到二十世纪初中国已成为各国传教的中心，传教士也随之卷入了中国的政治。施莱辛格便承认传教士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部分和其政府控制中的工具，他称之为“文化帝国主义”.因为只有在文化侵略上，“传教士才可能找到最合适的位置。”[42]但瑞德却分析传教士对中国政治影响的积极方面。对于传教士来说，辛亥革命无异于是他们梦想的实现。一些传教士甚至参加了革命活动，他们的卷入实际上使美国外交官感到难堪。传教士为在全美传播中国革命的好消息而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从这个革命的一开始，美国人民就有相当的了解，这也归于传教士的宣传之功[43]. 司图雷登不仅是一个传教士、教育者或中美文化的中介，他也是一个政治活动家。根据邵玉明的研究，司图雷登支持中国民族主义，反对日本侵华，寻求美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的支持，以至于日本人称他为“在中国最危险的白人。”但最后，“作为美国驻华大使，他一直为国民党所不信任，为共产党所不容，也没得到美国人的青睐。”[44]他在华的最后三年帮助马歇尔将军协调国共两党争端，但未能完成外交使命而于1949年离开中国。 学者们一般都忽视传教士卷入中国政治的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在意识和宗教方面的角色，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与中国人的冲突。而且他们随着西方军事、政治和经济的侵略一同扩张，因此，他们自然成为中国人民发泄愤恨的目标而酿成层出不穷的反教事件，从而也不断造成中外间的外交纠纷。 五。 中美关系研究的展望 以上评述的这些成果显示了中美关系研究的新发展，为进一步理解一个世纪间中美关系的性质做出了贡献。不过在这个研究领域的理论和方法上都仍然存在需要加以认真考虑和解决的问题。对此，美国的中美关系史的学者也有觉察而不断提出新的设想。 w·赫芮齐斯 （waldo heinrichs）提 出，除了经济的、文化的研究取向以外，东亚关系史的学者 还应强调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传统的“双边框架”,即具备充分运用中文和中国历史的语言能力；二是“多国框架”,即把着眼点放到整个亚洲-太平洋地区；三是比较研究，即对不同国家的对外 关系进行对比考察；四是综合分析，即分析国家的一般的对外政策，也就是不只局限于美国的对华、或中国对美政策，而应结合总体的对外政策进行研究[45].而亨特提出的中美关系的度量应是：从两个国家的国内和国外事务的视野去考察外交的、经济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因素。一方面他认为应把中美关系放进贸易和投资的世界系统中；另一方面他强调社会、经济史与外交史的结合[46].学者们逐步形成了一种共识，国际史并不是分别研究有关外交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问题的领域，而是这些形成外交政策和外交关系的各种因素的综合研究。这些新的看法对扩大研究者的视野无疑是很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