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全国一致拥戴”
    信中尖锐揭露“全国一致拥戴”是弄虚作假，这当然是实有所指。1915年11月下旬，全国各地所谓国民代表解决国体问题投票陆续完成，全部赞成帝制，1993名国民代表只差中央代表134名尚未投票，中央代表由袁世凯直接控制，当然更无问题。
    一时间劝进的文电如雪片般从各省飞来，全国各地的官方舆论都充斥着这种如醉如狂的无耻气氛，甚至少数不满于帝制的地方大吏也不得不屈服于这种压力，比如后来护国军重要领袖广西将军陆荣廷11月24日也发出劝进通电：“各省国民代表大会依法组织，全体一致赞成君宪，并推戴我大总统为中华帝国皇帝，可见人心所趋，天命攸归。名位一日不正，则民志一日不安，时不可失，机贵立断。应恳我皇帝陛下早登大宝，以顺舆情，而维国本。”[6]（p.131）不属于北洋系的浙江将军朱瑞12月29日也通电劝进：“近见各省、各特别行政区域投票，罔不赞成君宪，且罔不推举陛下为中华帝国之主，尤征心同意同，不谋而合。”[6]（p.132）其他的数以千计，率皆类似，就不必一一列举了。
    1915年8月份筹安会才成立，才有公开的帝制活动，才有各种请愿团，9月份才有国民会议的说法，才有各省大员的劝进，10、11月才有国民代表的选举和国体问题的投票，11月下旬才有各省一致赞成帝制的投票结果，4月份国体问题还没有公开，哪里谈得到“一致拥戴”呢。
    （4）其他的文意证据
    信中有“瞻对之期，不能预计”及“去阙日远，趋觐无期”二句。梁启超4月底南下本是临时的省亲祝寿，从没说过不回京津。5月3日给女儿梁思顺的信中，不断提到北归的事，而且还要向当局，也就是向袁世凯有所陈述，“吾离粤后，或在沪不甚淹滞，拟速归京，有所陈述也”[2]（p.712）。6月份，梁启超果然和冯国璋一起北上面见袁世凯，并确实有所陈述，力图遏止逐渐显露帝制初澜。所以这一句与4月底的情况全不相应，倒是和12月梁南下反袁，生死难料的情景相应：“我向来出门，我夫人从没有送过我，这回是晚上3点钟，他送我到大门口，很像是后会无期的感想。”[7]（p.91）
    信中还有“国体问题已类骑虎”一句，与4月帝制活动还没有公开的情况全不相符，倒是和12月从各界请愿、各省劝进到全国投票接近完成的情况完全相应。
    此信语气之严厉，措辞之决绝，远远超过写于8月下旬的名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以及9月1日的《致袁世凯函》[8]（p.74）和10月7日《致袁世凯函》[9]（p.1028），有些话已经是不留一点情面，如：“明誓数四，口血未干，一旦而所行尽反于其所言，后此将何以号令天下？”又如“不愿我大总统一身作中国过去旧奸雄之结局，”又如“不愿中国之历数随我大总统而斩。”梁启超不会在4月帝制活动未公开时写出这样决裂的信之后，又在8、9、10月帝制活动公开之后反而写出语气较和缓的文字，所以这封信只能是12月最后决裂之际写的。
    三、外证：标有“12月12日”的原函抄件、汤觉顿信和各报刊登情况
    （1）抄件和12月19日汤觉顿信互证
    袁世凯的档案《洹上存牍》（社科院近代史所抄件）中存有一份梁启超《上大总统书》的抄件，信尾标有写作时间“十二月十二日”，这是关于此信写作时间的直接证据[9]（p.1029）。
    天津历史博物馆馆藏袁世凯档案中有一封1915年12月19日汤觉顿致袁世凯的短信原件：“顷得梁参政启超途中寄来上钧座一书，本拟捧呈，适偶感风寒，头目昏眩，未能恭诣阕下，皇悚莫名，近日时局顷刻万变，梁参政翩然海上，未悉近情，所陈多在成事不说之列，然惓惓孤忠，赤心可谅。叡亦素荷知遇，苟有补时艰，何敢壅于上听，用特由邮递呈，伏愿万几之暇，輒取披览，大局幸甚。”[10]（p.476）从此信可以看出，梁启超离开天津后在途中将《上大总统书》寄给汤觉顿，并托其代递。因为任中国银行总裁且为梁启超密友的汤觉顿，在1915年梁移居天津之后一直是梁和袁世凯之间的直接联络人，9月20日后袁致梁的亲笔信中还提到“因未作复，仅托觉顿代达……尚望时惠箴言，医我不逮，如有不便行诸纸笔者，可嘱觉顿转告”[10]（p.475）。但是，汤觉顿鉴于12月12日袁世凯已经正式承认帝制，政治形势异常险恶，汤自己亦准备南下参加反袁，所以并未将此信面交，而是托病附上一封短信将其寄给袁。
    汤书存于袁世凯档案，说明袁确实收到了梁的上书，梁书原件做何处理不得而知，但可以大大加强上引袁世凯档案《洹上存牍》中标有“十二月十二日”抄件的可信性，汤书的时间、提到梁书的内容、梁的行程及当时政治形势都与1915年12月的实际情形完全吻合。
    （2）各报刊登时间皆在12月下旬
    上海《中华新报》1915年12月22日以《梁任公对于袁氏最后之忠言》为题全文刊发了这封信（张朋园说是21日，有误），同日上海《申报》也以《梁任公途次上总统书》为题全文刊发此信，两天以后即24日，天津《大公报》全文发表此信，7天以后即29日北京《顺天时报》全文发表此信。
    可以清楚地看出，梁启超12月18日到上海后托人把《上大总统书》交给上海各大报，同时刊出，然后再逐渐传到天津，再传到北京。《申报》还略加介绍：“梁任公在津养疴日久，昨忽呈请赴美调攝，不俟批出即束装首途各节曾志各报，兹闻任公于赴美途次犹有一书寄上总统，其惓惓不忘故国之情，盖犹有‘庶几改之，予日望之’之微意焉。”[11]各报均把该信当作12月份刚刚写成的，而不是4月份的旧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