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省亲南下”四字可以存疑
    仅仅“省亲南下”四个字作为“四月说”的根据是不充足的，但依据现有的材料，确实也无法解释完满，可以存疑。
    上海《中华新报》12月18日即刊登了《梁任公赴美养疴之呈报》全文，梁启超12月18日到达上海，此文17日排印时梁还在船上，此文真伪尚待旁证，但可以说明梁到上海之前，将赴美养病的消息就已传开。北京《顺天时报》12月21日发表《汤化龙驾言出游》一则消息，中有“预拟来岁樱花节后，偕梁任公同赴美洲考察政治云云”，可见，赴美的说法可能是梁在津、沪两地的朋友策划的。上引12月22日《申报》也说是赴美养病，12月31日《申报》又发表《梁启超不日出洋》的消息，说“袁总统仍促任公入京畀以重任，而任公因急于赴美就医，并往美洲游历，故坚辞不就，不日即须乘轮出洋”。12月28日梁启超派人到特派交涉员公署要求发给游美执照[12]，编梁年谱的材料里有一份外交部特派交涉员公署兼上海道周某所发护照一张，日期为1916年1月17日[2]（p.728）。
    综上，梁启超在上海公开宣称的离津南下理由是赴美养病和游历，这当然是用来迷惑袁世凯的。可以认为，从梁在《上大总统书》里写下“省亲南下”到“赴美就医”喧腾于报端中间是有些曲折变化的，或者梁在秘密离津躲在大连写《上大总统书》时，尚不知道朋友们策划的“赴美养病”的宣传，到上海后则顺水推舟地承认已经造成的宣传效果，详情就现在发现的史料只好存疑，但这不足以动摇此信写于1915年12月而不是4月的判断。
    五、《上大总统书》写作地点在大连而非天津
    《梁启超年谱长编》说梁启超1915年12月16日乘中国新济轮离开天津，两日后到达上海[2]（p.725），诸家著述提到此处基本沿用这一说法，张朋园先生或者就是据此判断此信写于12月16日前后，但实际上梁是12月9日离开天津的。
    《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第183号《致梁思顺书》有：“登舟安睡，逾午乃起，船在沽淹留，明晨六时始行，吾决暂留大连，或一游青岛，所至必有信归，勿劳远念。书房卧房中各物速一收拾，免使散乱。余续闻。九日晚寄。”此信编者系日在9月9日，但影印原件信尾未标明月份[13]（p.391）。
    接下来第184号《致梁思顺书》：“昨日风浪之恶乃为数年来航海之所未经，并吾亦不能起而就食，今已入吴凇口矣，越三时便当登陆，登陆后当即以电闻一切，容续报。十八日神户丸舟中。”此信是用钢笔而不是通常的毛笔写在印有“DAIREN SHANGHAI LINER”的信笺上（DAIREN是“大连”的旧英文拼法），显然是梁启超用“神户丸号”大连-上海班轮客舱中常备纸笔写的，因此梁这次到达上海是从大连起航的，此信编者系日在9月18日，但影印原件信尾也未标月份[13]（p.392）。
    紧接上述两信的第185号就是系日12月19日的《致梁思顺书》：“抵沪甚安，现暂寓理查客店……”[13]（p.393）可以清楚地看出，第183、184号信编者系日有误，梁启超1915年离津南下只有4月和12月两次，9月并未出航，所以183信号述登舟离开天津系日应在12月9日，184号信述抵达上海系日应在12月18日，这与《国体战争躬历谈》中“余到上海实十二月十八日也”吻合”[4]（p.144），且有19日《申报》广告栏中“神户丸”18日到达上海（由大连）的消息可资印证。
    12月9日信中“吾决暂留大连”语，证之12月18日信笺印有“DAIREN SHANGHAI LINER”（大连--上海班轮）、《申报》“神户丸”18日到港（由大连）消息，以及梁启超1922年12月25日为南京学界演讲“蔡公走了十日后，我也悄悄地搭船往大连，由大连转上海”[14]（p.307），可知梁是12月9日从天津出发赴大连，在大连稍作停留，再从大连出发12月18日到达上海的。
    梁启超由大连到上海所乘的“神户丸”，是日本南满铁路公司租于日本邮船会社的定期班轮[15]（p.1227），每周往返于大连至上海之间，每星期三正午定时从大连出发，直航上海[16]，18日这一周的星期三是15日，可知梁启超是12月15日正午从大连起程赴上海的。轮船15日到18日从大连直航上海，梁启超无法中途寄信，而18日到上海以后再寄，汤觉顿又不可能在19日以前就收到，所以此信一定是15日以前在大连写成并寄出的。
    天津至大连的航程（218海里）不到大连至上海航程（552海里）[17]的一半，大连到上海一般只需要两天，则天津到大连只需一天左右，因此梁启超12月10日早6时从塘沽（或大沽）起航，11日肯定可以到达大连。
    综合上述材料，我们可以大致重建当时的情景，1915年12月9日凌晨3时，梁启超在天津家门口与夫人告别，上船后睡下，船行至塘沽（或大沽）停泊，直到10日早6时才起航开往大连，11日到达大连，12、13、14日三天停留在大连，并在12日写成《上大总统书》，寄给汤觉顿请其转交袁世凯，15日正午从大连乘船出发，18日到达上海。
    六、结论
    此信写于1915年南下之前没有疑义，而1915年梁启超南下共有4月和12月两次。综上所述，信中多处内容与4月的情形完全不符，而与12月的情形相符，并且有信尾标有“十二月十二日”的原函抄件、汤觉顿致袁世凯的短信和12月下旬上海、天津、北京各大报发表情况作为有力的证据，虽然信中有“省亲”二字成为疑点，但作为向袁世凯编造的理由，其落笔本有相当的随意性，无法推翻由多种证据形成的大局，所以此信写于12月12日是可信的，当日梁启超在大连停留，故此信应是1915年12月12日写于大连。
    在此日之前的民初政局中，梁启超与袁世凯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梁刚从日本回国就接受了袁世凯每月三千元的馈赠，并且积极组建进步党大力帮助袁世凯打压国民党。即使在袁世凯解散国会、逼迫进步党内阁下台之后，梁启超虽然对种种复古倒退的措施不满，但是仍认为袁是唯一可以稳定中国的人物，继续给袁世凯以消极的支持。1915年夏复辟帝制的运动兴起以后，梁启超公开反对，但是还希望袁世凯能悬崖勒马、维持政局的稳定。直到帝制运动已完全不可逆转，梁才终于决心反袁，这封标志梁袁决裂的信写在12月12日并非偶然，因为这一天正是袁世凯公开背弃共和、接受帝位的日子，从此两人关系彻底决裂。梁启超以必死的决心南下策动讨袁，一到上海就把这封信作为公开宣言发表于各大报纸，后来即使袁世凯于1916年3月被迫取消帝制以谋妥协，梁启超仍始终坚持非袁下野决不息兵，最终导致袁世凯的败死，所以梁启超在这个特定日期写成的信可以看作是梁袁关系从合作走向决裂的分水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