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跨学科研究日益兴盛，学术研究领域中外交流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日趋交融、渗透。为了给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两个学科的方法论探索和学科构建提供一次深入交流的机会，为中国学者与世界一流学者搭建一个高水平学术对话的平台，2003年9月17-18日，吉林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与历史系在吉林大学联合举办了“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方法论探索与学科构建”高级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英国、美国和国内的六十余位学者出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围绕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跨学科研究的主题，以演讲、评论和讨论的方式展开研讨。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学家、英国科学院院士、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巴里·布赞在会上作了《历史学在国际关系学研究中的作用》的主题演讲。著名东亚问题专家、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名誉研究员、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布兰德利·沃麦克、中国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学家、外交学院副院长秦亚青教授等8位中外学者在会上围绕国际关系理论、历史学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作用、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交叉与融合及学科构建等问题发表了演讲。会议邀请布赞教授、秦亚青教授和沃麦克教授作为评论人，分别对学术演讲进行了精彩的点评。与会学者围绕演讲和评论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研讨会上学者们发表的学术观点视野广阔，内涵丰富，撷其要者可概述为以下二个方面。
    一、关于国际关系研究
    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占统治地位的是西方的国际关系研究模式，而西方的国际关系研究又处在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主导之下，因而其局限性和偏狭性是十分突出的，布赞教授在主题演讲中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指出，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主要是建立在威斯特伐利亚国家模式的基础之上，但这种模式仅仅是建立在欧洲历史而不是世界历史的基础之上，主要关注现代民族国家及其相互关系，偏重于对近代以来大国之间的权力竞争和以战争为基础的国际关系体系的研究，缺乏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视角。然而世界历史却远远超出这一模式所能涵盖的研究范围。比如人类的全球化在很久以前就开始了，人类的贸易行为和宗教行为也早已存在。贸易活动为城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国际关系始于贸易体制，而宗教信仰则在人们确定自己归属于不同的生存单位时产生了重要影响。因而西方模式无论是在时间跨度上还是在研究视野上都是有限的，不能把握住世界历史的整体。布赞认为，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我们应考虑什么模式能更好地研究和阐释国际关系，而不论它是西方模式还是非西方模式，西方模式不是研究国际关系的唯一模式。
    作为英国国际关系学界的领军人物，布赞表示英国学派在国际关系研究中重视对世界历史的考察，重视经济和社会因素的作用，认为国际关系应该是社会的，而不应单纯从物质主义或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观察。认识英国学派要理解“体系”，这个体系不是为了某个目的而谋划的，而是自然形成的，构成西方国际关系研究基础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只是英国学派划分的四个国际关系体系中可以对战争进行限制的一种体系。布赞指出，美国对国际体系的构成贡献很大，但现在正在抛弃多边主义，这对国际关系模式提出了挑战。我们现在已进入到多元文化而不是单元文化的时代，我们应该跳出西方模式，寻求一种宽泛的、多元化的模式。
    关于英美两国国际关系理论差异性的比较研究，秦亚青教授认为它忽略了国际关系理论的问题性。他指出，英国国际关系研究的问题性在于国际社会的形成和演进，而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问题性则在于霸权的维持，这种差异的根源在于英美两国学者构建了迥异的问题性，从而导致他们在研究程序及总体范式上的不同取向。作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学家，秦亚青还对构建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国学派进行了展望，指出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研究正在从引进西方理论的阶段向创建自己的学派阶段转变，而中国学派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性就是和平融入国际体系，意识到并处理好问题性，中国就最有希望在未来推出非西方的国际关系研究模式。布赞和沃麦克都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中国学派表示欢迎和期待。
    相对于英国学者和中国学者，美国学者更关注于国际领导权问题。沃麦克教授指出，虽然美国无可争议地成为已经出现的单极世界秩序的核心国家，但是涉及新时代的方向和未来的不确定性还是有所增长，主要问题依然围绕着美国的领导权，得到认可的国际领导权问题已成为对美国的直接挑战。沃麦克通过对968-1885年间中越关系的研究，认为中国长达9个世纪的单极领导权和中越之间持续不变的非对称关系的保持，不是征服和控制的结果，而是一种角色模式的演变。在这种模式中，双方都对其利益能够得到保障和维持这种关系能给自己带来的好处抱有自信和预期。从这种关系中得出的最重要的历史经验是，相对的权力并不等于绝对的权力，甚至共同的利益也不能以武力强制。在非对称的关系中，征服很少能够解决问题。无论非对称的关系被处理得如何得当，不同的利益和观念仍会持续存在于大国和小国之间。在国际关系中要想得到被认可的、可持续的领导权，就必须恰当地处理国际问题。沃麦克认为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是不完善的，应该把非西方的思想带入国际关系理论。
    二、关于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相互借鉴与融合
    历史学久远而丰富的内容为国际关系学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和厚重的基础，历史学的方法和视角正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国际关系学研究之中。布赞指出，将历史学应用于国际关系研究之中，可以帮助人们跳出国际关系研究的西方模式，在更为久远和广阔的背景下观察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国际关系的起源与演变，从而得出更为完整和全面的结论。例如西方的国际关系研究模式以现代民族国家为主要研究单位，但在人类历史上，还存在诸如部落、城邦和帝国等不同的单位。不同的历史时期人类的生存单位是不同的，不同的单位又可以同时并存。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这些单位是动态的、流动的，而在西方模式中研究单位却是缺乏变化的。西方模式中“极”的变化被认为是重大的变化，但在世界历史的视角中，只有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或城邦向国家的变化等才可以称为重大的变化，“极”的变化算不上重大的变化。随着冷战的结束，经济因素决定国家的命运，国际关系体系应该从由战争来决定转变为由经济来决定。只有依据长时段的历史观来研究国际关系，才能理解各种前国际体系，解释现代国际体系，预测和把握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