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有史，始于“五四”以后。梁启超、李大钊、傅斯年，分别从不同角度为这门学科史提供了开拓性的思路。尤其是梁启超晚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再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创设“史学史”之名，并给出中国史学史怎么写的初始方案，使他成了这门学科史的“教父”。（注：依时序，李大钊于1920年在北大所编《史学思想史讲义》，较诸梁启超于1922年在南开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早一年。但梁氏讲义概述“二千年来中国史学经过之大凡”，虽重在史料考证，却被以后重编纂史而轻思想史的史学史主流视作滥觞。1926年至1927年间，梁氏在清华国学研究院重讲“中国历史研究法”，讲义在他身后由他的学生整理出版，题作《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内中提出应该编撰“文物的专史”，特别强调“史学史”做法的四部曲，即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与发展，最近史学的趋势。以后出现的中国史学史专著，如金毓黻、魏应骐、李宗侗诸书，无不墨守梁氏设计。也有的讳言梁名而实袭梁说。但透过其中的意识形态化术语，察其述史思路，很难说已经实现对于梁氏四部曲的超越。）
    复旦大学历史系自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以后，便逐步形成重视中外史学史的传统。这首先要感念当时相继主持系政的东西二周。“东周”周予同先生，于一九四一年在“孤岛”上海，发表长文《五十年来之新史学》（注：已收入拙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1996年增订版。此文末附抗日战争发生后中国史学家的著作目录，指出选择标准是民族主义史学，可知先生当时身处“孤岛”上海，向暨南大学师生讲授中国史学传统的心境。抗战胜利后，周予同先生转入复旦大学任史地系主任，又以公开抨击国民党政权腐败著称。复旦大学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周先生也是第一人。），被认作是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研究的开山名作。“西周”周谷城先生，早因一人写出两部通史而蜚声学界。他与周予同先生都强调史学史是文化史的核心成分，史学专业应该同时设置中国史学史、世界史学史两门主课，以及与之相辅相成的原典教程。（注：周谷城先生在复旦大学内迁重庆北碚时期即任教史地系。1952年院系调整中，继已晋职大学副教务长的周予同先生为系主任，通过智谋，为复旦历史系赢得谭其骧、胡厚宣、马长寿、蔡尚思、章巽等知名专家来系任教。其后，周谷城先生改授世界上古史，但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这位“西周公”当年在学术辩论中的顽强精神。）
    经过多年政治运动的扰攘，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两门史学史同时讲授，才在复旦历史系变成现实。一九二七年便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以《明史稿考证》为题的毕业论文而受导师梁启超激赏的陈守实先生，率先更新了中国史学史的通行陈述体系，从史论结合的角度，特别关注史学映现的社会结构和时代思潮，强调从矛盾的历史陈述中间才能清理出真的史实（注：陈守实先生中年与郭大力合作研究《资本论》，从此终生服膺马克思的社会历史方法，而对“苏联牌”的历史观念不愿理会；对于国内史家唯独钦服陈寅恪，而极不喜郭沫若。一九五九年因拒绝参与批判陈寅恪，被指斥为学考茨基“修正”马克思。他的“傲骨”，他的文章高度凝炼并充满思辨色彩而被称作“天书”，都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早年留美并长期从事时事评论的耿淡如先生，作为列入全国科学规划的世界史学史项目主持人，特别留意对于前苏联史学以外的西方史学的整合性研究。两位先生讲授的两门史学史课程，都以独特的风格，吸引着青年师生，并且各自都在本系带出传人。（注：当时陈、耿、二周在本系并称“四老”。陈、耿二先生都已不再“参政”，恪守教授本职，反而对本系的学术薪传的实际贡献较大。）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谭其骧先生重主系政，十分注意恢复和改进复旦历史系在教学与研究方面的固有传统。于是中外史学史重开了中国历史文选、中外史学原典解读、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等等，也都以新貌再现（注：谭其骧先生在一九五零年代后期首次主持系政，旋因受命改绘“杨图”（即后来名闻遐迩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由胡绳武副系主任代行其职。胡先生十分注意本系教学科研的全面建设，总设法使每位教师展其所长，屡因此被指作政治“右倾”。正因为胡先生与另一位先生再三敦请，陈守实先生才肯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虽只主讲两届，却使我们得以跟着讲。文革后谭其骧先生重主系政，不顾谤议，同意我接续已故的陈守实先生开创的中国史学史课程任主讲，并且多次与我讨论中国史学史该怎么讲。凡此均使我感知前辈史学大师以学问为生命的真精神。）。那以后，包括中外史学史在内的专门史研究生，数量一直增长，同时陆续引进的各科史学专家，更给本系发扬特色注入活力。
    三年前，复旦历史系博采众议，决定以自由组合的方式，突破专业分工过细的畛域，通过共同研究一个课题，各展所长，互磋互磨，合撰一部展现本系传统特色又具新意的专著。众多同仁都赞成将主题定为史学史。于是就有了正在撰写的三卷本《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并命我承乏主编（注：项目拟题《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拟分《中国历史编纂学史》、《中国历史观念史》、《中外史学的交流与比较》三卷，以及各卷的暂拟结构和分章，都是我与合作同仁多次研讨后所订。）。
    《复旦学报》支持这一项目，设专栏分期发表同仁诸稿，因草此小文，略陈私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