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史学史结构
    如所周知，梁启超晚年首倡中国史学应该“独自做史”，并且设计了“做”史学史的四部曲，包括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及发展、最近史学的趋势。
    那以后，便出现了“以梁氏之条目”撰写的中国史学史的首出专著。迄今近七十年，在这门学科史的领域里，论著日增，但对史学的诠释，对史学史的编纂思路，有没有从根本上超越梁启超呢？似乎不见得。
    不能说梁启超设想的史学史结构没有道理。一如他的老师康有为，梁启超也很爱讲“学术源流”。他晚年提倡研究中国学术史，就说史学史应该成为学术思想史的一个分支。有人说他晚年已经变成“新传统主义者”。可是他改变的主要方面，是对传统学术文化的价值判断，而对中国历史过程的基本认知，便没有大变。
    比如说对中国“旧史学”的看法。从前梁启超曾用社会达尔文主义判断它属于“劣败”一边。晚年梁启超却改信东方精神文明高于西方物质文明的欧洲某些哲人的说法，判断重历史就是中国文明“优胜”的表征。怎么见得他的基本认知没变？因为梁启超没有放弃过人类社会总是由低向高“进化”的信念，并始终认为史学具有“经世致用”的功能。
    很难厘清梁启超的认知来源。他学问混杂。就像他宣称史学史应归入学术史，而学术史则是文化专史的组成部分，似乎在复述培根关于学问分类的见解；但他认为不断进步是历史的主线，又似乎取自费希特；他强调史学的最终任务在于寻找导致人群进化的公理公例，又明显受到严复介绍的孟德斯鸠《法意》的影响。同时也不能排除他在各个时期的师友乃至论敌，也对他的史学见解，起过不同作用。
    也许因为认知来源之杂，反而呈现做学问可以兼收并蓄的色彩，因而梁启超设想的史学史的结构，给研究者从不同角度进行陈述，留下了可供回旋的较大空间。自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金毓黻、魏应麒、李宗侗等，相继按照梁启超的方案写出《中国史学史》以后，作者踵出，也包括若干新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在内，陈述重点或价值尺度虽有差异，但总的架构却很难说都已跳出梁启超的窠臼。
    不妨引用黑格尔所述“观察历史的方法”进行比照。黑格尔曾将历史分作三种：本源史、反思史和哲学史。其中反思史，或“反省的历史”，又被黑格尔分作四类：普遍的历史即通史，实验的历史即致用史，批评的历史即批判史，以及艺术、法律、宗教等等专门史。按照我们的积习，“对号入座”，那就只能将史学史归入反思史的第三类，即批判史。
    关于这一类反思史，据黑格尔说，它正是他在柏林大学讲授《历史哲学》的十八世纪初叶德国通行的治史方法：“它并不是我们这里所提出的历史的本身，而是一种历史的历史。它是对于各种历史记述的一种批判，和对于它们的真实性、可靠性的一种检查。它在事实上和旨趣上的特质，在于著史的人锐利的眼光，他能从史料的字里行间寻出一些记载里没有的东西来。”
    这里说的，不正是我们称作史学史的那种历史么？末句关于“特质”的指陈，也立即使我们记起从康有为到顾颉刚“疑古”的眼光。
    可惜黑格尔紧接着借抬举法国史学家来贬斥他的德国同行：“人们曾经假借了‘高等批判’之名，就荒诞的想象之所及，来推行一切反历史的妄想谬说。这样，我们又添了另一种方法，使过去成为一种活跃的现实，就是以主观的幻想来代替历史的记录，幻想愈是大胆，根基愈是薄弱，愈是与确定的史实背道而驰，然而他们却认为是有价值。”
    史学史不应该只是既往史学的批评史，却更不可以变成单纯的历史编纂史。“学之为言，觉也，觉悟所未知也。”这是公元一世纪中叶参与白虎观会议的东汉几十名学者通过辩论所得的共识。时近两千年，倘若我们的史学史论著，给人的一般印象，多半只着眼于编纂过程、体例得失、材料处理以及作者生平之类已知事项的描述，或者连叙事也不过因袭昔有几种作品，连顾炎武所讥“著书不如抄书”中间指出的“抄”的水准也远未达到，就是说对“学”的认知，甚至不及迷信纬谶的《白虎通》时代的儒者，岂非今不如古？
    因此，史学史如果重视治史之“学”，那么不能因噎废食，对于既往的历史批评置诸不理，即使其中也可能充斥着“反历史的妄想谬说”。批评不等于否定，相反经常涵咏着否定之否定。中国自古便是历史的一个巨大舞台。生态环境极其复杂，生活在平原、高地和草原而靠水靠山或靠草谋食的不同民族，通过冲突、同化而走向中心或雄踞方面，建立起大王朝或小国家，各自反思与解释历史，怎会出现相同的音调呢？不同的传统，社会的，语言的，信仰的，风俗的，伦理的，教育的，都会造成对于本族本国以及他族他国的历史，作出差异的理解、误解乃至曲解。因而历史批评从来存在。批评者不限于专业史学家，也不限于那班好讲什么历史经验的君主权贵，也包括处在社会下层的广大平民。中国人似乎全民关注历史，至少到上世纪初，还凸显为文化传统的表征，难怪当时章太炎要说中国人属于“历史民族”。因而，历史批评堪称体现传统的历史观念。观念未必形成理论。但观念的萌生、分蘖、争存或荣枯，却是历史的整体影像，在历代史学遗存特别是非官方的载籍中多有踪迹。除了狭义的史学理论或史学批评，史学史还需要从更高层面系统考察历史观念史。
    正如文明社会不可能在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的状况中生成，中国高度发展的各类古典文明、中世纪文明，以及举步维艰地走出中世纪的近代文明，都无不以内外或中外的文化交往，作为蜕变的条件。史学当然在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