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经史关系
    谁都知道，中国的传统史学，由经史不分，而自成一部，而著作数量压倒经部，以至反过来宣称“六经皆史”，那是一个长而又长的历史进程。
    中国很早就有“史”。即使不谈遥远的神话传说保存的先民记忆，单看近代的考古学提供的物化文献，便可证至迟在公元前二千纪，先进于文明的殷商王国，就有了称作“史”的职业分工。
    上个世纪初王国维曾著《释史》（注：见《观堂集林》卷六。王国维此文撰于1916年，是利用文物与文献史料互证，而通考古“史”职守与功能的首出名作。顺便指出，王国维由沉湎叔本华哲学而转向古史考证，固然与罗振玉提供甲骨史料攸关，而从治学取向来看，更明显受沈曾植的影响，惜此点迄今未见专文考察。）。那以后中国的古史学者，运用王国维完善的所谓二重证据法，从文物与文献互证的角度，不断证明商周时代，“史”是诸王国不可或缺的高级专家。因为他们负责保存历史档案，熟悉列朝列王祖先和部族神祇的过去，也记载在位君主贵族的言行，并且通过家族世袭而形成具有垄 断性的专长。
    相形之下，“经”的名目，远晚于“史”。孔子曾说“吾犹及史之阙文”（注：《论语·卫灵公》。此“史”当指春秋晚期尚存的前代史官整理过的档案史料，所谓“阙文”则指官府档案以外的散存的前代史官的记载。）。他指的史，无疑是职掌文字档案的专家。孟轲曾说孔子作《春秋》，“其文则史”（注：《孟子·离娄下》的这则说法，在西汉经今文学诸传论及《史记》中均未见引用，至唐宋经学更新运动过程中，才备受“新儒学”论者重视，到明清更成孔子“作”《春秋》的最早证据。但三百年来的“疑古”学者，都怀疑孟轲说古史大半属于想当然。近年在古楚地不断出土的战国时代简牍，内有若干片断与传世《礼记》某些语句相似，于是有的学者竞相发挥想象力，乃至断言昔人疑古全错。问题是楚国祖先早就自称蛮夷，由屈原留下的《离骚》《天问》《九歌》等名篇，更可知道战国间，江汉流域的荆楚文化，在总体上自有特色，因而表明逻辑推论不能代替历史事实。），那涵义只可释作《春秋》的编纂形式，与同时代列国“史”的文字表述方式一脉相承。因而，自汉至清，经学家们争论了两千年的一个问题：“经”是孔子生前死后一切重要典籍的泛称呢，还是归于孔子名下的六种或五种著作的专称？都只涉及秦焚书后重新流传的古籍作者与性质。即使单看典籍而不问职守，“经”也至多可称上古史官的某种记录遗存。（注：说据章炳麟（太炎）在清亡前刊布的《国故论衡》。）
    中国史学史研究，大可不必理会六经或五经是孔子之“作”还是“述”的古老争论，却不可不正视这样一段历史公案，那就是中国进入中世纪，作为某几种古史化身的“经”，特别是《尚书》和《春秋》，怎么反而迫使史学成为它的附庸？
    《汉书·艺文志》便是显例。此篇是今存最早的古典文献的目录提要。它的原型，是公元前夜刘歆写定的《七略》。（注：西汉末刘歆继承刘向主持整理宫廷藏书，增订刘向《别录》为《七略》。除总论性的首篇“辑略”外，“六艺略”以下六篇，全部被抄入《汉书·艺文志》。这是中世纪经学史家都不敢明白否认的史实。参看晚清章宗源、姚振宗分作的《汉书艺文志》的考证，均收入《二十五史补编》。）
    作为刘邦幼弟楚元王的后裔，刘歆和其父刘向，都是西汉宗室内罕有的学者。楚元王是荀况的再传弟子，对于《鲁诗》和《春秋谷梁传》的传授都有贡献。汉武帝初期田鼢尝试独尊儒术，就曾借重楚元王重文的令名。楚元王的子孙多纨绔，但五传至刘向，却复兴祖学，并受命整理改编宫廷藏书。刘歆子传父业，对积累二百年的宫廷藏书，系统清理，分门别目，取长补短，撰写提要，在刘向《别录》的基础上续成《七略》，由此留下中国早期文明史的一部完整的文献历史记录。清末章太炎盛称其功不在孔子之下，当非过誉。
    刘歆最大的贡献或者错误，就是在宫廷藏书中发现了《左传》。他对这部编年史，如此着迷，以至令家中婢仆熟读的同时，还违拗其父刘向的意旨，要求朝廷立于学官，作为可与《公羊》《谷梁》并列的“春秋传”。他的企图得到怎样的失败，史有明征。有一点需要指出，那就是刘歆揭露西汉帝国末日学界黑幕的致太常博士的公开信，与后来的僭主王莽无关，因而钱穆指出顾颉刚们论此事背离史实，是有根据的。
    这里需要说到刘歆的先辈司马迁。
    司马迁继承父职，担任西汉帝国的太史令，很快主持完成了修“宪”即改历大业，证明他确有出色的科学事业组织能力。但司马迁也与司马谈一样，在立志恢复早已中断的“史”的世业，即记述“天下之史文”的同时，忘记了孔子关于君子思不出位的遗训。就是说，他虽位居太史令，但在“儒术独尊”以后，古代史官曾经世代拥有的历史记述权，已经被君主信用的经学家，特别是董仲舒、公孙弘为核心的所谓《春秋》公羊学派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