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哈佛大学管理学教授，1999～2002年任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本文（The P.R.C.and American China Studies:Fifty Years）是作者1999年在“观察中国50年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于2003年9月18日在网上发表（http://www.gwu.deu/～sigur/asiapaper.htm.）。本译文已获得作者授权。
    中图分类号K207.8
    美国的当代中国学研究作为一个领域，大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曾有几所大学开设研究中国古文的入门课，当时被称作汉学，但是开设中国现代史课的大学却寥寥无几，更不用说讲授当代社会科学了。
    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之后，美国政府、基金会和学术机构才开始重视发展当代中国研究的必要性。在这方面，福特基金会决定出资3000万美元用于建设东亚研究领域起了关键性的促进作用；同样，《国防教育法》决定对学习所谓“重要语言”（包括现代汉语）的学生颁发政府奖学金也对这一领域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当代中国学研究长达半个世纪的合作关系从一开始就困难重重。当然，最大的问题是在前30年内。那时，美国学者没有机会到中国进行实地研究，而这通常被认为是社会科学调查取得成功的必要前提。对这一领域的有限了解造成的不幸影响是，许多学者严重低估了毛时代的里程碑（土地改革、集体化、反右斗争、“大跃进”和“文化革命”）造成的巨大影响。另一个困扰着中国学家的问题反映了这个领域本身的问题：当代中国学研究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怀着一种“刺探敌情”的心态，主要目的是对最新情报进行分析和为决策服务，而不是开展长期的学术研究。衡量一名中国学家的学术生涯是否成功，往往要看他是否得到一份华盛顿提供的工作，而不是看他是否出版了一本开拓性的著作。在对中国缺乏直接了解的情况下，新培养的一代美国社会科学家的工作质量其实还是很出色的。他们的研究几乎完全依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文件，而他们对于官僚行为和政治动员的分析也惊人地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
    尽管如此，我们仍不难指出那些具有开拓性的著作的缺陷，这些缺陷既源于研究者无法进行实地调查，也源于他们在对十分贫乏的数据进行解释时佩戴的透镜。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从苏联研究中引进的极权主义模式蒙住了学者们的双眼，使他们只注意国家倡导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却看不到社会力量的重要性。后来，由于“文化革命”的爆发，学者们又矫枉过正，用反映美国官方意愿的多元论模式去研究社会利益集团的威力。1989年众多的前共产党国家发生革命之后，从欧洲传统吸取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流行起来。市民社会和市场发展与民主化的关系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但这条研究路线似乎也越来越不适用于中国的背景。
    本文想集中论述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中国大陆向美国的研究者开放以来发生的变化。
    1994年，我曾对一些社会科学家不肯利用由于中国的开放而可以获得的新资源表示失望。虽然一些资深的历史学家，如孔复礼（Philip Kuhn）、周锡瑞（Joseph Esherick）和黄宗智（Philip Huang）依据只有在中国才能获得的丰富的原始资料写出了获奖作品，（注：Kuhn,Philip A.,1990,Soulstealer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Esherick,Joseph W.,1987,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Huang,Philip,1990,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1350～1988，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但研究当代问题的学生们却似乎懒得抓住这样的机会。
    令人高兴的是，今天这一批评已经不那么恰当了。在过去短短几年中，几部资深政治学家的著作表明，通过获得过去无法获得的资料，中国学研究有了发展的可能。苏黛瑞（Dorothy Solinger）对流动人口的研究就是一个例子。（注：Solinger,Dorothy J.,1 99 9.Contesting Citizenship in Urban China:Peasant Migrants,the State,and theL ogic of the Marke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这项重要研究的 活 力在于苏黛瑞对流动人口本人的访谈。这项研究中以观察为依据的丰富资料成为论证 城 市市民资格的基础，对其他正在实现工业化的社会也具有重大意义。资深政治学家近 期 学术成就的另一个很好的例子是R.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论述文化革命 的 权威性的三部曲中的第三部，这也是一部获奖作品。（注：MacFarquhar,Roderick,19 97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1961～ 19 66，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虽然他主要以公开发表的资料为依据（ 尤 其是政治活动精英们的回忆录），但如果他没有直接走进中国的书店和出版社并收集 私 人藏书，这部著作也不会这样真实。其结果是，麦克法夸尔获得的资料惊人地详尽， 使 他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深度探查毛泽东等人的行动和动机。
    获得实地研究机会的另一个好处是学者们得以获取以前从未公开过的资料。与上海工会联合会的中国学者一道，我曾经依靠这些资料与他人共同对“文化革命”期间的上海工人运动进行研究。（注：Perry,Elizabeth J.and Li,Xun,1997,Proletarian Power: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Boulder:Westview Press.关于“百花齐放”时的工人运动情况，可参见Perry,Elizabeth J.,1995,Shanghai's Strike Wave of 1957,China Quarterly,Septemb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