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50年了，它以及对它进行学术研究的美国人可能都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试图将它与传统割裂开来的做法实际上取得了什么效果。在当代中国，1949年以前的影响无所不在--从上海对其30年代遗产的怀旧情结到整修庙宇和全国各地民间信仰的重新出现。同时出现的还有地区差异的加重。人们对本地方言、历史、习俗和烹饪重新萌发了兴趣，象征着日渐增长的、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地域差异。地方性增强的政治影响在台湾最为突出，但绝非只限于这个岛。
    为了认识这些明显的趋势，社会科学家需要认真进行跨越时空的比较。要想确定半个世纪的共产主义对中国大众的想象产生了什么长期影响，就需要详细说明当代的模式与过去的模式之间的异同。我们还需要对中国的不同地区进行比较，而不是简单地比较中国和其他国家。这就要求我们脱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通常使用的观察方式。
    今天，人类学家、历史学家以及在中国出生的政治学家的积极研究极其有益，有助于我们去努力应对“传统化”和“地方化”趋势对我们的解释的严峻挑战--在改革时代，这两种趋势席卷全中国并积攒着能量。与依靠社会科学的时髦做法相比，严肃地认识中国的历史和深入了解多种现实情况将更为有益。研究当代中国的学者们应充分利用我们的机会--即我们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去接触自己所研究的领域，进行严格的社会科学比较。如果能够对跨越时空的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中国学领域就将对更广泛的社会科学事业作出巨大的贡献。
    从在许多关键问题上卓有成效的跨学科研究成果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例如，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都专注于不同政权下的制度改革，而20世纪的中国为此类研究提供了一个绝妙的实验室--它的一系列政权变换令人眼花缭乱：从封建王朝到军阀当政，从贸易口岸到战时政府，从国民党、毛主义，到改革后的共产主义制度。此外，中国在其积累和保存上述所有统治政权的档案资料方面可能是首屈一指的。利用这些有利资源，我们可以对不同政权下的制度安排进行比较研究。这使得中国学研究具有一种显著的优势，可以为更广泛的社会科学争论作出有意义的贡献。目前在美国政治学家中间十分时髦的“新制度模式”主要依据的是当代美国和欧洲的事例并强调持续性，而中国学研究--它实际上汲取了对更多变的地区的比较--则帮助我们正确认识发生制度变迁的条件。
    当然，前面的道路并非坦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的时候，中国和它在美国的观察者们可能都面临着类似中年危机的问题。今天，对于我们自己的这个领域来说，对区域研究的资助的严重削减给它今后的健康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困难。不过，当代中国研究领域已经形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多样的学术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