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我们的史学史研究，经常显示比梁启超更缺乏历史感。梁启超谈“经世致用”，还限定于清学史，并随即用“学术主潮”、“一个支流”等提法，表明概念的时空限定。史学史研究却将梁说扩张到中国史学的全部传统。似乎梁说清代学术主潮，所谓“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以及梁说清代起伏不定的一个支流，所谓“排斥理论提倡实践”，都可挪用来形容全部中国史学史的本土特色或历史理性。休说梁启超论“经世致用”，以为近代起点在于晚明利玛窦、徐光启合作的中西合璧的历算学，已经大悖朱熹否定经世史学等于功利术数的教旨，就说梁启超所指的理论，意为满洲君主肯定的朱熹理学，而所指的实践，也特定为清康熙帝钦定的所谓真道学的躬行践履准则，用其孙乾隆帝的钦定诠释，那准则便是“忠君亲上”。准则的反题，当然是韩愈吟唱的“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梁启超不承认满清君主的这类准则是一回事，但他称道“经世致用”是清代学术的历史特色，蕴涵的逻辑与历史的矛盾，又是一回事。
    谁都知道梁启超曾自称是清末思想界的陈涉。陈涉即陈胜，在秦末首先说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点燃了颠复大秦帝国的篝火，但他才称楚王，便立即追步秦始皇，背叛了当初与贫贱农民弟兄“苟富贵，毋相忘”的诺言，很快落到众叛亲离的下场。梁启超在晚年论清学史，自比陈涉，把自己封作晚清学界革命的首倡者，可惜不合历史事实。梁启超对于清末“思想解放”的作用，前不及康有为，后不及章太炎。假如不顾比喻不伦，那末梁启超至多可以譬作汉初以“识时务”著名的叔孙通。当然时代与境遇不同，梁启超没有以“面谀得亲贵”，在民初先拥袁而反袁，先尊师而叛师，乃至章太炎对他盖棺论定，以为当称“再造共和”的功臣。正如他在民初政治中力求用世一样，梁启超晚年无论说传统文化，还是论清代学术，仍然情系“经世致用”。当然他的关注重心越来越由现状移向历史，似乎与戊戌变法时期他策划辑集《皇朝经世文新编》的目标，已有显著区别。然而区别仅止于浮面，由他晚年依然积极促进“联省自治”，希望借此平息源出北洋的各派军阀的混战，共同阻遏广东军政府发动的北伐战争，可得确证。只是他和他的派别的这种努力屡遭挫折，反过来也促使他寻找“理想的政治”为什么止于理想的原因。他找来找去，自以为发现了症结所在，便是“政治是国民心理的写照”，积极的表现是为建设理想政治努力，消极的表现就是安习或默认先行政治。“所以研究政治，最要紧的是研究国民心理；要改革政治，根本要改革国民心理。”据他说，国民心理的根核在于历史遗传，而历史遗传“以先代贤哲的学说为最有力”。因而他认定，要改革政治，必须首先“看清楚国民心理的来龙去脉，才能对症发药”。
    用不着特别指出，梁启超此说，并非他个人的创见，而是五四时代包括《新青年》若干主将在内的强调“国民性”的改革者的共同心声。梁启超的这一见解，所以值得史学史研究注意，就在于他晚年讲授先秦政治思想也好，讲授中国文化史也好，都围绕“国民心理的来龙去脉”这一主题，以史论为政论，抒发他的“经世致用之学”。
    从梁启超晚年论史的种种著作来看，这时他赋予传统史学的“经世致用”的社会功能，没有超出中世纪官方史学“鉴往知来”范畴。
    所谓鉴往知来，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史学的作者读者的共同情结。它的现代起源，也可理解。
    难以理解的，是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史学史论著，提及“经世致用”，便众口一词地称道那是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
    难道忠于鉴往的《史记》，不曾被后来统治者斥作“谤书”么？难道志在“资治”的《通鉴》，不曾长期遭受冷遇而被朱熹看作背叛孔子作《春秋》之微言大义的反面典型么？指斥者受指斥，因为从《汉书》、《汉纪》以后，没有一部纪传史或编年史，真正起过预测未来的历史走向的所谓社会作用。
    于是又要回到黑格尔《历史哲学》，这部讲义，关于观察历史的三种方法的见解，至今仍是欧美史学界讨论历史研究本质的出发点。既然我们的史学史，讨论的出发点和归宿，无不在于历史的经验，或者历史的教训，那末黑格尔也许仍可作为他山之石。
    以下引自《历史哲学》王造时译本，关于实验的历史即今称实用的历史的表述：
    这里必须特别注意那种道德的反省--人们常从历史中希望求得的道德的教训，因为历史家治史常常要给人以道德的教训。不消说得，贤良方正的实例足以提高人类的心灵，又可以做儿童的道德教材，来灌输善良的品质。但是各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它们的利益、情况和纠纷复杂，却又当别论了。人们惯以历史上经验的教训，特别介绍给各君主、各政治家、各民族国家。但是经验和历史所昭示我们的，却是各民族和各政府没有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也没有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每个时代都有它特殊的环境，都具有一种个别的情况，使它的举动行事，不得不全由自己来考虑、自己来决定。当重大事变纷乘交迫的时候，一般的笼统的法则，毫无裨益。回忆过去的同样情形，也是徒劳无功。一个灰色的回忆不能抗衡“现在”的生动和自由。从这一点来看，法国大革命期间，人们时常称道希腊罗马的前例，真是浅薄无聊极了。
    列宁《哲学笔记》曾摘抄黑格尔的这段论述，且在旁注赞赏“聪明极了”。不消说，假如同意列宁这个赞语，那就对任何自称马列主义却又力倡史学“资治”者，煽了一记耳光。我不以为黑格尔论史学符合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却以为反思近代中国史学是否以“经世致用”为主流取向，前引黑格尔的这段话足资参照。“一个灰色的回忆不能抗衡‘现在’的生动和自由”，谁若反其道而论之，岂非恰好证明缺乏列宁肯定的“聪明”？
    我赞成黑格尔对于实验的或实用的反思历史学的批判。因为对照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几乎没有一种的出发点和归宿，超出“经世致用”的陈腐说教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