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康熙晚年大讲“真理学”，到其子雍正“以理杀人”，到其孙乾隆将理学迂儒也列入文字狱打击对象，一切学术都只能按照满洲大君钦定的所谓朱子学的教义“躬行践履”，史学特别是牵涉到征服民族源流的历史研究，难道可成例外吗？《明史》编撰的时间与成稿可信度的巨大反差，只可由此说明。
    中世纪的君主独裁体制，到十八世纪雍正、乾隆父子在位时期，可说达到极致。乾隆晚年更是举朝鸦雀无声。但正如稍后龚自珍所形容的，衰世与治世，只在表象相似，紧接而来的，就是乱世。乾隆末季，白莲教等等以迷信为集结纽带的秘密组织已遍布华北民间，并由北向南扩散。各地民间秘密组织的动因与形态极其复杂，多半起于自保社区现状或寄托身心安宁，然而朝廷一律指为邪教而进行镇压。所谓官逼民反，乾隆刚死，其子嘉庆刚通过惩办和珅以阻遏政权腐化趋势，打着白莲教旗号的造反活动已 蔓延到川楚七省。清廷倾力进行武装镇压，但重获安宁没几年，突然在紫禁城爆发的天 理教政变，几乎使嘉庆皇帝沦为流亡塞北的废君。
    这表明，专制君权的历史进程，犹如登山，费尽曲折爬到顶峰，随即就只好下坡，说不定前路更加崎岖。雍乾间的文字狱，已由打击民间私修晚明史，转向民间借宣传历史鉴戒而恢复朱熹理学原教旨的种种“假道学”言行。岂知历史决不会服从意识形态画定的路线，它或因政治干预而发生位移或变形，但必定坚持走自己的路。由秦始皇死而地分，到清高宗死而权失，中间的先例俯拾即是。
    也许正因为中世纪的列朝帝王，无不以自己的观念依据为“经”，而无不以经衡史，于是在学者中激发经史相关度的世代探究。任何学者，只要对历史真有尊重，便只能承认史先于经，而经书的原型正是史书，所谓六经皆史。
    相传六经皆史说，出于隋末王通。但《文中子》是伪书，王通的事迹也难征信，因此追本溯源，将晚明王学与六经皆史说传播，说成有因果联系，大约更于史有征。
    也许出于对王学的偏见，也许因为与官方理学拉开距离，也许二者兼而有之，十八世纪兴旺起来的清代汉学，通常不对经史关系说三道四。然而不论吴派或者皖派的汉学家，无不通过各自研究传统经典的成果，表明他们无不把所谓圣经贤传，看成历史的产物，看成每种每篇乃至每章每节都有时空连续性的痕迹。就是说他们竞相采用并不断完善的音训考辨之类方法，出发点都是将构成传统信仰系统基石的什么五经四书，当作可以考出发生、转化和定型过程的特种历史材料，没有神圣性可言。
    所以，倘说清代汉学的共同表征，在于将六经皆史说，由言化作为行，甚至在实际上改变了此说内涵，同认“六经皆史料”。那大约近于历史实相。问题在于，既然人们“评价”古今政治，都强调实践是唯一尺度，为什么论清代汉学，另立标准？
    说到另立标准，便不能不提及章学诚。由于清末民初章太炎、胡适之等的表彰，章学诚和他的《文史通义》，已成六经皆史说的圭臬，而照上个世纪中国史学史论著的通行说法，在八世纪刘知几《史通》问世以后，度越千年，才有章氏《文史通义》与之比高。
    是这样吗？二十多年前，我修订《中国历史文选》，通过考证其人其书的历史，便曾提出：“章氏生前死后，长时期中，少被人知；直到清末，才渐受注意。至于他的著作全部刊行、学术思想被人研究，则是晚近数十年的事。”章学诚生前已对人们将他比作刘知几感到愤然，声称刘氏仅知“史法”，而他才懂“史意”，可上比孔子作《春秋》。但依据我的考察，《文史通义》不但力为满清君主利用程朱理学辩护，而且他是歌颂六经是史学的楷模，他痛诋戴震、汪中“诽圣谤贤”，他论史再三声明旨在反对“乱臣贼子之居心”，诸如此类都清楚证明他关于六经皆史的理论，与同时代的汉学家从史料真伪角度解构经传的实证取向正好相反。
    关于章学诚其人其书，我们将另行讨论。这里只拟通过此例，表明时至十八世纪，中国的传统史学，已接近它与传统经学的悲欢离合的漫长旅程的尾声。然而尾声并不意味着过程的终结。相反，堪称尾声的六经皆史说，由于《文史通义》受到近代学者过度重视，再度引发经史关系的争论。
    十九世纪出现了经今文学的复兴。清代汉学的这个内部异端，没有刘逢禄便不成学派，没有龚自珍便不成气候，它将六经皆史说推到极端。倘说廖平的经学四变，还是晚清学界企图复活经史不分传统的尝试，那末康有为及其门徒在戊戌变法前夜赶制的《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和《皇朝经世文编》诸书，都表明这个提倡帝国自改革的学派，昧于学术为政治服务的陈腐偏见，如何以今律古而扭曲历史。
    二关于“经世致用”
    史学有没有“经世致用”的功能？这在中国史学史上，似乎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
    难道历史的经验不值得注意么？难道历史的教训不值得记取么？难道历史的兴替不值得借鉴么？难道历史上的圣贤忠义不足以垂范后世么？难道历史上的昏暴贪诈不足以警示来者么？既然如此，倘若说治史读史，都为了“鉴往知来”，目的在于“经世致用”，岂成问题？
    很有趣，类似的疑义，中国有，外国也有。人们很早就熟悉黑格尔的观察历史三分法，其中第二种称作“反省的历史”，也即目前通常所称的“反思史”。这种反省的或反思的历史，又被黑格尔区分为四类，而第三类所谓“实验的历史”，如今又常被引用者改为“实用的历史”。（注：黑格尔将“观察历史的方法”，区分成三种，见王造时译《历史哲学》的“绪论”。王译本于一九五六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初版，于一九九九年由上海书店出版社改为简体字重印。据后者的出版说明，重印本曾对照王本转译所据的一九○○年英译本修订版作过校订。此后未见新译本。但近阅有关译著或文章，引述《历史哲学》区分三种历史，却将其中的关键词语均予改译。例如“原始的历史”改译为“本源史”，“反省的历史”改译为“反思史”。而“反省的历史”中间又分四个类型的名目，也逐一改译，如“普通的历史”改作“一整部文明史”，“实验的历史”改作“实用历史”，“批评的历史”改作“批判史”，“专门部分的历史”改作“专科史”等。上举关键词语的改译，较全面的可参看法国阿隆著、梅祖尔编注的《论治史》的冯学俊、吴弘缈译本，北京三联书店二○○三年八月版，特别是《编年史与历史》一节（该译本页113-123）。任何一种涉及基本概念或观念的名词术语，由一种文字译成另一种文字，都很难做到既准确又达意。由于王译本《历史哲学》通行已久，如别的译者或作者以为王译本关键词语不确乃至有误，需要改译，最好有所说明。）据黑格尔的叙述来看，那类在十八世纪初叶仍然盛行于德国的“实验的”或者“实用的”反思史，活像经世致用论的西方版（注：前揭上海书店出版社重印的《历史哲学》王造时译本，“实验的历史”（页5），据该书附录一重要词语对照表，英文译名为Pragmatical History，按照通行译法，改译成“实用的历史”，较妥。王译似乎受胡适《实验主义》一文影响，或因译此书时正值国内大批胡适“实用主义”之际，故有此译。），可谓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显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