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文化的角度看，任何社会历史的进程均应看作文化演进过程。自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这七十余年的历史也不妨作如是观。晚清时期，物器制造、体制演展、民众文化心理诸文化层面都发生了空前深刻的变动。晚清史学作为精神文化系统中的子文化，比较典型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社会-历史--文化变动的深层内蕴，其演展实际是中西文化交汇过程中史学的近代化历程。笔者试图从中西文化交汇这一角度探讨中国史学的近代化，以求得文化史与史学史研究的契合点。
    一
    中国近代历史是中西文化大冲撞的双向选择过程。鸦片战争的发生，为西方文化向中国文化的全面渗透提供了契机。而惨痛的失败则深深地刺激着中国知识分子，“天朝大国”何以惨败在蛮夷小国之手？现实的斗争迫使知识分子抛弃原来那种旧的学问方式，改以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由此，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中，又掀起了一股研究世界历史、地理，开眼看世界的新风。
    开眼看世界是中国接受欧风美雨和坚船利炮挑战所激起的思想浪花，是中西文化开始走向全面交流的标志。在鸦片战争之前，已有少数知识分子开始留心外国情事。如在外轮上服务多年，游历甚广的谢清高与同邑杨炳南合作辑成了《海录》一书，逐条记述了90余个西洋、南洋各国的地理及风俗、物产。之后，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则大量著书，较全面地介绍西方各国的历史文化。其间，这批先进的知识分子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有高出于同时代人的觉悟，开始走出中世纪，具备一定程度的近代意识，同时也有传统经世致用、忧国忧民的情操。改革、制夷与民本、忠君杂揉在他们的思想体系中。
    值得注意的是，夷务的内容成为晚清史学中日益重要的内容。鸦片战争前，所谓国计民生，以赋税、盐政、漕运、河工为大端，议论风生，多以此诸项为中心。成书于1826年（清道光六年）的《皇朝经世文编》虽出自魏源之手，而所列荦荦大端皆未出旧轨。但鸦片战争后，夷务日渐渗入国计民生，清楚地保存在后来众多续作的《皇朝经世文补编》、《后编》、《续编》中。它们表现了传统经世之学在近代的延伸。而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汇最初就实现于这种延伸之中。
    洋务运动后，大量外国史书引进中国，给晚清史学由经学传统走向近代史学提供了有益的“养分”。国内出版西学书刊的处所主要有三家，即江南制造局内设的翻译馆、北京同文馆和外国传教士在中国设立的广学会。这些地方陆续翻译出版了一批外国历史书籍。在梁启超于1896年编的《西学书目志》“史志”类中，西洋史学已列有二十五种。三年后徐维则编的《东西学书录》又新增辑十余种，可见出版与需求状况相当兴盛。
    随着西学的渗透，晚清史学[①]由传统经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化程度愈来愈深。近代史学产生的标志是本世纪初梁启超著成倡导史界革命的《新史学》、夏曾佑著成新型的通史著作《中国古代史》。在史学近代化过程中，史家的观念与角色也有一个冲突、迷茫的矛盾选择问题。在中西文化冲撞、交汇、融合的大背景下，史学观念的变化，研究领域的开拓，方法论的更新等，无一不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和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借鉴中进行。这一过程又构成了晚清史家激烈的内心冲突，近代文化意识与传统经学观念的矛盾往往又与政治风云的变幻紧密相随，始终面临救亡与启蒙时代命题的二难选择。近代诸多史家对历史的总体反思无疑具有相当的前瞻性，但封建意识的羁绊又使他们常常陷于传统文化的束缚之中。可以构勒这样一幅晚清史坛的图景：一方面是史家在西学沐浴下个体精神有了初步自觉，即由史官文化到史家文化一定程度的转化，一方面是传统文化的熏陶；一方面是吸收西洋哲学的近代考据的勃兴，一方面是传统的“笔削”之法、“微言大义”。晚清史家就是逐渐从这种二律背反式的求索中，走上新的历程。这是一个极为痛苦的矛盾发展过程。在这一选择过程中，晚清史学所表现的经学传统在二难框架中仍然占主导地位，浓烈的忧患意识与道德责任感以道德判断的形式渗透进历史研究中，自然不能使史学脱离伦理道义的窠臼，真正步入近代意义的，以科学精神探求历史进程的行列。
    二
    在中西方文化交汇过程中，史家的心理冲突与角色转换，必然表现为历史观与治史方法论的近代化过程。就历史观的变化而论，大致有如下方面：
    （一）“天朝中心论”的破灭
    以中国为中心，以“万邦来朝”而自尊自大的“天朝中心论”，是传统史学的固有观念。鸦片战争中，“睁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魏源等编《海国图志》、《瀛环志略》，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在价值判断上并非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等量齐观，在他们思想深处起作用的仍然是根深蒂固的华夷观念，并非从根本上走出“天朝中心论”的思维框架。洋务运动后，大量西方史书的译介，才从根本上对其形成较大的冲击。自然，彼时持论“欧洲中心”的西方史书还是遭到史家的抵触。而持论公正、言之科学的著作影响则较大，如日本学者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以“天下之士记天下之事”的立场和方法，力求客观地从总体上叙述世界历史。该书的序言尖锐地批评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华夷观念和天朝中心论：“彼以中土自居而俨然临万国，虽强大轶己者，不夷狄视之，则藩属待之。……近时有魏默深者，好论海防，能通天下之敌，然其著书题曰《海国图志》，是以五洲诸邦为海国也。……而自称曰中土，是井蛙之见耳。”[②]该书1897年在上海翻印出版后，又多次重印，流传甚广，其世界一体的观点被史界所普遍。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中说它“关系极大”，尤非中国“旧史可比”。
    在戊戌变法前后，诸多维新派史家认真研究世界历史，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著作，如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记》、《波兰分灭记》、《突厥削弱记》，梁启超的《波兰灭亡记》、《变法通义》、唐才常的《最古各国政学兴衰考》等等。史学研究与现实政治（维新变法）紧密相联，声势浩大，蔚为壮观。梁启超曾言：“读断代史，不如读通史；读古史，不如读近史，读追述之史，不如读随记之史；读一国之史，不如读万国之史”，“读其中，于国之寝强寝弱与所以强弱之故，粲然秩然若数白黑而指经纬”[③]。其研读、著述世界历史的功利心情照然若揭。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史家已比较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世界一体论”逐渐取“天朝中心论”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