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基于历史观的渐次演展；晚清史学中西学的影响愈益显著，治史方法也会随之产生某种程度的变革。其实，历史观是历史哲学层次上的方法论，在此指导下，才有“具体而微者”，谓之治史方法。这里仅谈两点。
    1、范围的拓宽：由“君史”到“民史”
    以上关于民主政治观的阐述，已指出由对封建专制的批判和吸收西方民主的制度层面相融合的思维路向，决定了晚清史家在治史过程中必然将其视野由史官所为之偏狭“君史”转移到对国计民生的记述与研究。梁启超将治史方法提到史学为什么人的高度，指出中国旧史由于“只为一代之主作谱碟，若何而攻城争地，若何而取威定霸，若何而固疆圉长子孙，如斯而已。至求其内政之纲弛，民俗之优绌，所谓寝强寝弱，与何以强弱之故者，几靡得而睹焉，即有一二散见于纪传，非大慧莫察也，是故君史之弊于今日”。他深刻地认识到，治君史的方法已根本不适于治国史民史：“无数已往人与骨皆朽化矣，而斤斤记其鸡虫得失，而自夸曰史学史学，岂不谬哉！”[11]
    徐仁铸对中西治史方法作了比较，认为：“西人之史，皆记国政及民间事，故读者可考其世焉。中国正史，仅记一姓所以经营天下，保守疆土之术，及其臣仆翼载褒荣之陈述，而民间之事，悉置不记载。然则不过十七姓家谱耳，安得谓之史哉？故观君史民史之异，而立国之公私判焉矣”[12]。
    谭嗣同则在批旧史的同时，特别赞赏西方的报馆发挥了史馆的作用，“是史馆为一国公有之权，史学乃四民与知之业。凡民数、地数、比较多寡，火车、铁路、电线、推算方里，货殖出入吨数，以及官制、教会、学校、国计、兵数，靡勿签记赅核，……故西国之有君史，又有民史者，诚重之也，诚慎之也”[13]。
    章太炎试图从一新的视角挖掘出旧有典籍中的民族主义传统，较早地跳出了古史的为一家一姓立言的褒贬传统。他在致梁启超的信中写道：“故仆以为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14]。
    唐才常则不仅从记述的历史，而且从总结历史规律的深层次来比较中西史学的得失。他认为外国史书不仅记述国计民生各个领域的事件，而且注重分析、探求历史的因果关系，而中国旧史则于考据有所长，“然能破秦汉以来治乱得失症结者，十无一二”[15]。
    正是文化视野的狭窄限制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清朝末年，不少史家在治史方法上已意识到这一点，而付诸治史实践者尚不多见。
    2、义理考据之学与西方实证方法
    晚清史坛考据学的大家是王国维。他吸收了乾嘉学风的有益成分，扬弃了清季朴学的治经传统，同时融进了西方的实证精神。王国维是我国应用甲骨文、金文研究和解释中国古代历史的创始者。考据学发展到王国维有两大特点：其一，由于光宣年间中国传统史料来源出现了新的变化，殷墟甲骨、汉晋简牍、六朝隋唐之卷轴、境内古外族遗文的发现，为传统文化的重新解释提供了可能，造成了研究对象的深刻转变，即从“以经治经”转入“以史治经”。其二，近代考据学家常能自觉运用西方的科学精神和方法治史，拓宽了考据学的范围和领域。王国维在古文字、古器物、汉魏碑刻、敦煌文献，殷商周史、汉唐史、西北史地和蒙古史等方面均有高深的创获。他认为古文字、古器物之学，与经史之学实相表里，并创造出一种“二重证据法”，其中既包含由辞通道的考据传统，又自觉地运用了西方的实证方法，从治史方法看，可以被看作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史界革命”。
    以上仅简要地回顾了晚清史学在中西文化交汇中所经的演变过程。我以为，近代化的开始并不意味着真正的中国近代史学的产生。本文探讨的正是中国史学近代化的一个特定阶段，所以本文仅有晚清史学的提法，而不以近代史学的概念涵盖之。可以说，在中国史学近代化过程中，晚清史家既饱受国学的熏陶，又沐浴了欧风美雨，他们的恋旧情结与崇西倾向并存，其治史的文化视野走过了一个从封闭到开放的过程，传统经学色彩日益消褪，历史观中的科学成分日渐浓厚。而今日中国的史学是否就彻底摆脱了经学传统的消极影响，彻底面向现代化了呢？未必尽然。本世纪五十至七、八十年代，一种新的经学传统（注经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打语录仗，以领袖权威裁定历史是非等等）统治着中国史学界。难道我们不能从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历史经验中检讨若干年来中国史学研究的得与失吗？
    注释：
    ① 所谓晚清史学，不单以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为时间界限，上可及于一八二六年魏源编《皇朝经世文编》。
    ② 重野安译《万国史记序》。
    ③ 梁启超《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
    ④ 龚自珍《乙丙之际著议第七》，《龚自珍全集》第6页。
    ⑤ 康有为《论集注》卷二，第10-11页。
    ⑥ 《孟子·公孙丑上》。
    ⑦ 梁启超《康有为传》，《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9页。
    ⑧ 《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第249页。⑨龚自珍《明良论四》。
    ⑩ 《〈海国图志〉后叙》。
    （11） 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札记批》，见《湖南时务学堂选编》。
    （12） 徐仁铸《輶轩今语》，《湘学报》1898年3月13日，第30册。
    （13） 谭嗣同《湘报后序》，《湘学报》1898年3月18日第11期。
    （14） 章太炎《答佚铮》，《民报》第14号，1907年6月11日。
    （15） 唐才常《史学论略》，见《唐才常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