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以为国民的自由与否，与民主共和抑或君主专制无涉，固然失之肤浅，但是，他提醒人们不要“崇拜自由”，“人生无完全十足之自由”，即便在西方民主国家，民权自由也是“以云其微，则真微耳”（20）。重要的问题在于，自觉群己的权界，把握自由的度，自由才能成为真正造福国民的善果。此种见解无疑又具有前瞻的意义。同样，严复不赞成把君主专制说成是绝对的“恶”，认为它在历史上曾有过积极的作用，“历史事实不可尽诬”（21）。从学理角度看，这也反映了一个正直的学者所具有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有的论者认为，戊戌后的严复后退了，不仅反对革命，“就是通过改良道路实行君主立宪，也不赞成”（22）。这不符合历史实际。从严复与卢梭《民约论》的关系的角度，作者以为至少可以指出以下两点：
    其一，严复“主权在民”的思想未变。例如，他在《宪法大义》中写道：“自吾辈观之，则卢梭书中无弃之言，皆吾国孟子所已发。问古今之倡民权者，有否于‘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三语者乎？殆无有也。卢（梭）谓治国务明主权之谁属，而政府者，主权用事之机关也。主权所以出治，而通国之民，自其全体欣合而言之，为主权之真主，自其个人一一而言之，则处受治之地位。同是民也，合则为君，分则为臣，此政家所以有国民自治之名词也。”（23）将孟子与卢梭相提并论，容有不当，但他显然是肯定了卢梭“主权在民”的思想为“”“不弃之言”，即不刊之论。
    其二，对自由仍一往情深。严复虽然不赞成“人生来是自由”的观点，并反对“崇拜自由”，但他对人的自由权利，仍一往情深（戊戌后长期遭监视无疑只能加深此种情感）。他在出版于1905-1907年的《法意》按语中，写道：“故今日之治，莫贵乎崇尚自由。自由，则各得其所自致，而于择之用存其最宜、太平之盛世为不期而自至”（24）。在《〈庄子〉评语》中写道：“凡为帝王者其主治行政，凡可以听民自为自由者，应一一切听其自为自由，而后国民得各尽其天职，各自奋于义务，而民生始有进化之可期。”（25）
    缘此两点，便决定了严复要求立宪的初衷不变。1906年清廷刚宣布“预备立宪”，他即在上海等地发表政治演讲，本身即反映了他对宪政的热情。严复虽认为君主专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他并未忘记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终常为殃民之资，此其制所以为千古之诟厉耳。”（26）中国民穷国衰，端在专制。他不仅欢迎清廷预备改行宪政：“乃今幡然而识立宪，思有以挽国运于衰颓，此岂黄人之幸福”（27）！而且，强调指出，既行立宪，则须成立国会作为真正的民权机构。此种见解，在其时实较许多主张立宪者更明确。
    所以，应当这样说此期严复的立宪初衷不变，他对卢梭《民约论》的批评，从无视后者反封建的意义而言，反映了其排拒革命和思想的后退，但从政治学的学理上看，却又不管乏真知灼见，反映其识见的深沉。
    三
    辛亥后，严复在政治上，思想上都继续迅速后退，乃至走向反面。
    辛亥革命造成“举国礼乐崩”的局面，吓坏了严复。他在一封信中说：“间尝深思世变，以为物必待极而后反，前者举国暗于政理，为共和幸福种种美言所夸所炫，故不惜破坏旧法从之；今之民国已六年矣，而时事如此，更复数年，势必令人人亲受痛苦，而恶共和与一切自由平等之论之蛇蝎，而后起反古之思……”（28）康有为声言，共和不适于中国。严复则谓，暮年观道，“十八、九与南海相同，以为吾国旧法断断不可厚非”。说到底，这便是：“共和国体，非吾种所宜”，“天下仍需定于专制”（29）。所以，严复与康有为一样，也卷入了民初的帝制复辟逆流，并非偶然。
    与此同时，严复又将满腔怨情发泄到了卢梭的《民约论》上。他在给人的信中说：“自卢梭《民约论》风行，社会被其影响不少，不惜喋血捐生以从其法，然实无济无治，盖其本源谬也，刻拟草《民约评议》一通，以药社会之迷信。（30）1914年2月，严复在《庸言报》第25-26期上发表了这篇不吐不快的《〈民约〉评议》。”
    严复在文中指出，卢梭民约论的“大经大法”即最重要的论点，无非有三：（甲）民生而自由。（乙）“公养之物，莫之能私”，如土地及其所产，非经人类全体公许，不得据为已有。“产业者皆纂而得之者”；（丙）群之权利，以公约为之基。“战胜之权利，非权利也。凡物之以力而有者，义得以力而夺之。”随后，他即逐一加以驳难。
    但是，严复的上述概括并不客观，因为卢梭民约论的根本旨趣恰在“主权在民”一条。梁启超在《卢梭学案》中就曾明确指出：“然主权当常在于国民中而无分离。……是故主权之用可分，而主权之体不可分，是民约论之旨趣也。”（31）严复舍本逐末，于此讳如深，自非公论。
    同时，严复于所举三点的驳难，也有失公允：于（甲），严复说，卢梭所谓民生而自由的自然状态于史并无根据，“则安用此华胥，乌托邦之政论，而毒天下乎！”（32）但如前所述，卢梭只是假设自然状态，目的在推演自己反封建的政治原理，严复在驳难远未及问题的实质；于（乙），严复说，卢梭主“人人不得有私产业，凡产业皆篡者”，故其书名为救世，“其实则惨刻少恩，恣睢暴戾”（33）。这不符合卢梭的本意。卢梭虽然否认私有权是一种自然权利，但他明确宣称私有财产是社会秩序的不可动摇的基础。私有权神圣不可侵犯，不应当剥夺富人的财产，只要防止贫富过分悬殊就够了；于（丙），严复说，“必如其说，凡人得一权利，必待一切人类之公许而后成”，于事实为不可能。且战胜国逼战败国订立屈辱条约，“安在力之不足畀人以权利耶！”（34）但是，所谓“群之权利，以公约为之基”，与“凡人得一权利必待全体人类公许”，是两个概念甚明。严复无非曲解了卢梭的本意，。同时，卢梭认为，“向强力屈服，只是一种不得不然的行为，而不是一种心甘情愿的行为”，因此，强力不能构成权利。人民有权、根据别人剥夺他们的自由时所根据的同一要得来恢复自己的自由”（35）。这即是说，借强力奴役他人的人，终究无法避免被奴役者的正义反抗。这也正是卢梭思想的深刻之处。严复以战后缔约为例，相信强力可以畀人以权利，恰是暴露了自己的肤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