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弼的《三国志集解》是目前关于《三国志》的最详注本，是历史教学科研工作者 必备之书。”[1]这是1981年中华书局对《集解》的评价。“说这部《集解》是‘目前 关于《三国志》的最详注本’，这句话到现在也没有过时。”[2]这是2000年一位专家 对《集解》的评价。然而这部名著的学术价值，尚未见到全面的深入的介绍。不揣浅陋 ，撰成此文，供读者参考。
    我与卢弼先生为世交，他赠我《卢慎之自订年谱》、《慎园文选》、《慎园诗选》等 未公开出版的油印品，我根据这些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对《集解》进行考评。《年谱》 云：
    “（民国）十八年己已，五十四岁，《覆王季芗书》。
    “十九年庚午，五十五岁，《致伯兄木斋论<国志>书》。
    “二十五年丙子，六十一岁，《三国志集解序例》。
    “二十八年己卯，六十四岁，……胡绥之撰《三国志集解序》。
    “一九五○年庚寅，七十五岁，……钞成《三国志集解补》二卷。
    “一九五二年壬辰，七十七岁，……阅……《三国志集解》。
    “一九五七年丁酉，八十二岁，……古籍出版社印行《三国志集解》六十五卷、《集 解补》二卷。”
    《集解》的编著工作从哪一年开始？《年谱》中没有记载，需要我们进行补充。卢弼在 《慎始基斋校书图题词序》中回忆道：“不佞一生所历，治学之方，亦数易矣。”大体 上说：先“攻应试文”；后“治新学”，译书；从政后，“恣意收藏”，协助卢靖编书 、刻书；“罢官以后，闭户著述，纂成《三国志集解》六十五卷，镇日丹黄，几无暇晷 。”可见卢弼正式从事《三国志》的研究，为时甚晚。是什么动机驱使他于晚年进行这 项巨大的学术工程呢？他在《覆胡绥之先生书》中说：
    “昔年读葵园祭酒两汉注解，谓其便益学人。陈志简洁，裴注赡详，诸家疏证，互有 瑜瑕，妄不自量，拟踵王书。”
    “不佞雅爱典籍，性喜收藏。某年偶得曹锡龄旧藏何义门评校冯梦祯刊本《国志》， 朱书细字，工整异常，校订精审，多《义门读书记》所无。获此珍籍，草创权舆。”
    卢弼列举了两个原因，未说明孰先孰后，应是购得何焯评校《三国志》在先。何以知 之？“立功”不成，转而“立言”，本是中国旧知识分子的一条老路。卢弼“罢官”以 后，无事可为，不甘颓废，想在学术方面有所建树。得到何焯评校《三国志》的“珍籍 ”，启发了他著书的方向。作为“前四史”，《汉书》、《后汉书》有王先谦的《汉书 补注》、《后汉书集解》，而《三国志》尚缺集注集解，这就更加坚定了卢弼在《三国 志》下大功夫的决心。（卢弼《整理国故方案》说，《三国志集解》卒业后，拟续治《 史记》，“此愿未偿”）
    至于追随“乡贤”，“前趋后步”云云，不过是卢弼谦虚的话。他在《覆王季芗先生 书》中说：“葵园两汉书注，班书补注在先，精力尚能贯串，范书集解，成于暮年，又 经兵乱转徙，假门弟子之手，违失繁多，走所摘举，录于书眉，触目皆是。”他对《后 汉书集解》的评价不高，而以《集解》“在长沙王氏两汉书注解之上”（《覆胡绥之先 生书》）自豪。况且他在《三国志集解序例》（以下省称《序例》）中明言“远稽杜、何 、二裴之说”（指杜预《左传集解》、何晏《论语集解》、裴松之《三国志注》、裴骃《史记集解》），不仅王先谦一人。
    卢弼自谦“晚学”，晚学而能完成《集解》巨著，是有其必要条件的。从主观条件说 ，他曾在经心书院、两湖书院肄业，有“泛览群籍”的根柢；从客观条件说，前人、尤 其是清人，有丰富的研究、考订、校勘《三国志》的成果。正如他在《序例》中所说： “古人谓文必己出者，谓论著之文也；注家吸纳众流，援引患不征实耳，不必尽出之己 也。”当然，卢弼不仅集合了前人的成果，还有自己的心得。今从校勘，注释两方面评 述《集解》的业绩：
    （一）校勘
    卢弼在《序例》中，对《三国志》的版本，作了评价：“宋元旧刊，可资参证，间有 误失，贵能鉴别。衢本初印，已难餍意，三朝修补，益失庐山。冯氏精校，世称善本， 俗书破体，讹夺亦多。西爽无足齿数，陈本纰缪百端。金陵翻雕汲古，后胜于前。”所 谓“衢本……三朝修补”指宋衢州州学刻、元明递修本。“冯氏精校”指明南监冯梦祯 校刻本。“西爽”指明吴氏西爽堂刻本。“陈本”指陈仁锡评、天启云林积秀堂刻本。 “金陵翻雕汲古”指清江南书局据毛氏汲古阁本校刻本。卢弼最推崇江南书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