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安汉（今四川南充）人陈寿于武帝太康（公元280-289年）中“撰魏、吴、蜀《三国 志》，凡六十五篇。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①。后世因此把它与《史记》、《 汉书》、《后汉书》并称“四史”，给予了很高的地位和评价。
    同时，也因为如下两方面的情况，引发了后世对《三国志》的论争，并且绵及千有余 年，至今未息。这两方面的情况及由此引发的论争是：
    第一，《晋书》卷一《宣帝纪》载：“帝（司马懿）内忌而外宽，猜忌多权变。魏武察 帝有雄豪志，闻有狼顾相，……既而竟迁魏鼎云。明帝时，王导侍坐。帝问前世所以得 天下，导乃陈帝（司马懿）创业之始及文帝（司马昭）末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 ‘若为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东晋明帝闻王导之言所以会“以面覆床”，是因以 前朝先帝辈用僭窃得帝位为羞，担心有人效法之而危及晋祚。其后，习凿齿为了“裁正 ”当朝权臣桓温“觊觎非望”而著《汉晋春秋》，“起汉光武，终于晋愍帝。于三国之 时，蜀以宗室为正，魏武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为汉亡而晋始兴焉” ②。又在临终所上表中称“皇晋宜越魏继汉，不应以魏后为三恪”，把司马氏说成是忠 于汉室，反制曹奸的英雄，从而把前朝“推魏继汉，以晋承魏”的统绪，改为帝蜀而伪 魏。从此形成了西、东二晋截然不同的魏、蜀正闰观。自此以后，历朝历代的政客们出 于政治的需要，或言当帝魏，或言当帝蜀，甚至自东晋迄于有清，改修《三国志》以正 帝统之风，一直甚嚣尘上；学者们则从史书编篡理论的角度论证《三国志》的帝魏或帝 蜀，有的甚至因此被搞得似是而非，干脆提出了如“三国，……天下分裂，不能相君臣 ，皆不得正统”的“无统之说”，如宋人朱熹③，真可谓连篇累牍，莫衷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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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晋书》本传。
    ②《晋书》本传。
    ③《朱子语类》卷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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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在唐代，由于政府的重视出现了史学勃兴的局面，史学批评的风气形成，其间 以刘知几的《史通》影响最著。刘知几在书中首次提出了《三国志》在直书和曲笔方面 存在的问题。《直书》说：“当宣、景开基之始，曹、马构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见屈 武侯，或发仗云台，取伤成济，陈寿……咸杜口而无言。”又《曲笔》说：“陈寿借米 而方传。此又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自刘氏此言出 ，历代学者，有证其非者，有信其是者；信其是者更纷纷举证，扩而展之，剧而论之。 继刘知几后，持曲笔说并且影响深广的清代学者赵翼及其《廿二史札记·三国志》。其 在《三国志书法》条中说：“：“盖寿修书在晋时，故于魏晋革易之处，不得不多所回 护。而魏之承汉，与晋之承魏一也。即欲为晋回护，不得不先为魏回护。”其后便列举 了《三国志》多回护的若干书证。此书出，信陈志曲笔说者皆宗之，因为是大家言，几 被奉为不易之典。当然，学术之争非此一家，历来学者论《三国论》书法，盖有直书论 、曲笔论、直曲兼有论、史料来源决定论等。由是议论纷纭，不一而足。
    由上可见，关于陈寿《三国志》书法所涉及到的上述两大焦点问题，有关作者的史德 和史识，不可不辩。但是，要想最终达成认识上一致或基本一致，仍然必须从《三国志 》一书本身的研究入手，弄清作者撰著的书法义例，给史家一个客观公正的评论。事实 上，关于《三国志》书法的研究，本身就是一个难度不小的课题，所要涉及的问题是多 方面的，并非半纸小文即能详明和深论。兹作略论，仅就历史论争所涉及的两大焦点问 题择言献疑，以就教方家。
    要讨论《三国志》是不是帝魏、帝蜀的问题首先必须弄清该书的体裁。
    《三国志》是我国史学史上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国别史。纪传体断代史，肇自班固所撰 《汉书》；国别史则当溯及左丘明所编《国语》。《三国志》作为纪传体断代国别史， 从表面上看，它似乎仅仅是上列两种史体的拼接组合而已；但在实际上，它却是在对上 列两种史体扬弃的基础上的创新，因而独具特色。
    在《三国志》之前的两部著名的纪传体史书，一是通史《史记》，一是断代史《汉书 》，它们都是以维护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的汉帝国的刘氏一姓为中心的。作为反映西 一代历史的《汉书》且不必说，《史记》作为通史，虽然也为黄帝、尧、舜、夏、商、 周、秦写了本纪，但其意旨在以“三统”理论说明汉之立国，“承敝易变，使人不倦， 得天统矣”①。故其中心仍然只有一个，这就是奄有天下的刘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