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在西周时代，土地属于统治宗族所有而呈多级占有形态（注：关于西周土地所有制的性质，一般观点都认为是国有制或者是王有制，这是似是而非的认识。科学的表述应是宗族所有制。参见田昌五：《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论·中国古代社会土地问题》，齐鲁书社，1992年。）。至战国，在部分宗族完成新旧蜕变，完成了新一轮的化家为国的历史进程之后，君主集权的领土国家取代了旧的宗族城邦，原来的宗族土地所有制逻辑地转变为封建国家所有制。当然，劳动资料必须和劳动力相结合才能有劳动产品，才能把生产资料变为财富，所以，国家在控制土地的同时，自然地采取相应手段控制人口，用行政力量实现劳动力和劳动资料的结合，国家授田制就应运而生了。
    授田制是战国时代普遍的制度，各国的具体细节虽有不同，但共同点则是按人授田，每夫百亩。《周礼》记载的每夫授予土地百亩说，孟子所说的制民之产，以及银雀山汉墓竹简关于授田的记述，等等，都说明授田是战国的普遍制度。商鞅变法，推行军功授田制度，就是在每夫百亩之外增加授田数量以刺激国人参战积极性的，所谓“能得爵（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除庶子一人”[2]（境内）。这个“益”字就是在正常授田标准之外，增加土地数量（注：关于战国、秦的土地制度，参见田昌五、臧知非：《周秦社会结构研究》第2章，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这是商鞅变法时推行的土地制度。云梦秦简《田律》明确规定“入顷刍、稿，以其受田之数，无垦不垦，顷入刍三石，稿二石”[3]（PP27～28）。这“受田之数”就是指农民从官府领得的土地数，种与不种都要缴纳每顷三石和二石的刍、稿税，之所以按顷缴纳，就是因为授田以顷为基本数量标准。这是商鞅变法以后制定的法律，秦朝统一后没有实质性的变动。
    汉承秦制，刘邦称帝伊始就诏告天下：“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训辩告，勿笞辱。”[4]（P54）即号召在战乱年代逃亡山林的地主、农民只要回到原籍，到官府重新登记入籍，即可以合法地拥有原来的土地住宅，这当然是以全面实行秦朝制度为基础的。以往因为资料的限制，加之以西汉是土地私有制时代的这一思维定势的长期影响，人们对刘邦复故爵田宅诏的内涵认识不清，没有意识到汉朝依然实行授田制度。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的面世为我们了解西汉授田制度提供了全新的支持。
    《二年律令》是吕后二年颁布的二十七种律和一种令，内容极为丰富，对西汉土地制度、赋役制度有着明确的记载。因为是第一次揭示西汉授田制度实况，故对相关内容稍事引证，以便下文的分析。其《田律》对汉初授田制的规定云：
    “田不可垦者，勿行，当受田者欲受，许之。”
    “田不可垦而欲归，勿受偿者，许之。”[5]（PP165～166）
    律文的“行”即授予，“勿行”即不要把不可垦的土地授给农民。《吕氏春秋·乐成》谓“魏氏之行田也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律文之“行”与“行田”之“行”同义。按《汉书·地理志》，汉代把土地分为已垦、可垦而未垦、不可垦三类，不可垦之地包括山川林泽居邑道路，授给农民的是已垦和可垦地；但是，允许农民自愿接受不可垦的土地，如果无法经营，可以再归还政府，但不得要求补偿。授田的基本标准是每夫百亩，有军功者按爵位高低依次增加。《户律》规定（律文中个别异体字、通假字，均隶定为今体字）：
    “关内侯九十五顷，大庶长九十顷，驷车庶长八十八顷，大上造八十六顷，少上造八十四顷，右更八十二顷，中更八十顷，左更七十八顷，右庶长七十六顷，左庶长七十四顷，五大夫二十五顷，公乘二十顷，公大夫九顷，官大夫七顷，大夫五顷，不更四顷，簪袅三顷，上造二顷，公士一顷半顷，公卒、士五（伍）、庶人各一顷，司寇、隐官各五十亩。不幸死者，令其后先择田，乃行其余。他子男欲为户，以为其□田予之。其已前为户而毋田宅、田宅不盈，得以盈，宅不比，不得。”[5]（PP175～176）
    这段律文规定了各个等级的占田标准和授田次序。按其社会等级可分为三大类别：军功爵者、庶人、特殊人群。汉初，继续执行商鞅变法时所推行的“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6]（P2230）的制度，第一级公士可占田一顷半，第十九级占田九十五顷。从第一级到第十九级之间又分为三个大的级差：从关内侯到左庶长是高爵，级差两顷；从左庶长到公大夫为第二个级差，级差悬殊，五大夫较左庶长一级之差占田少四十九顷，公乘较五大夫少五顷，公大夫较公乘少十一顷；公大夫以下大约就是低爵了，级差也是二顷。公卒、士伍、庶人的身份应有所区别，但在占田数量上都是一顷；司寇、隐官是特殊人群，较庶人减半占田。授田时，要让死者的继承人（律文的“后”即法定继承人）优先选择土地，以示对其不幸的同情，然后再依次授予他人。如果分居立户，即从其原来家庭所占的土地中分割授予（律文“他子男欲为户，以为其□田予之”。“田”之前缺文，含义不明，但从逻辑上分析应是其原家庭所占有的土地，随着立户分居而分割）。那些虽然立户而无田宅或者占田不足者，依律授足；住宅不足者就不再补了。《二年律令·户律》对住宅的授予有着明确的规定，住宅面积方三十步为一宅，按身份等级分配，其等级级差与土地相同，不同的是多了第二十级彻侯，其授予数量是一百零五宅，其余关内侯、大庶长以下至庶人所授住宅数和土地顷数的级差相同[5]（P176）。在先秦诸子心目中，理想的田宅比例是百亩田、五亩宅，商鞅变法执行的是百亩田、九亩宅[7]（PP125～132）。而西汉在沿袭商鞅授田百亩的同时，大大减少了住宅面积，只有方三十步了。
    战国和秦朝授田的目的是保证劳动力和劳动资料的有效结合，以保证国家的税源和役源，土地一经授予是不再收回的，农民在按规定的数量缴纳租税的同时，可以世袭，也可以赠予转让，可以买卖。因而这种授田制度又是土地国有制向私有制的过渡形态，只是在战国和秦朝，其私有化的进程才刚刚开始，土地买卖现象尚不普遍[7]（PP155～157）。西汉在推行授田制的同时，对土地的转让、继承、买卖则作了相应的规定，既使土地买卖规范化，也加速了土地私有化的进程。关于土地买卖的规定，《二年律令·户律》云：
    “授田宅，予人若卖田宅，不得更授。”
    “代户、贸卖田宅，乡部、田啬夫、吏留弗为定籍，盈一日，罚金各二两。”[5]（P177）
    农民可以把所受田宅赠人和买卖，但不能重新授田；买卖土地要由基层官吏办理相关手续，乡啬夫、田啬夫等主管小吏拖延不办则受罚，说明国家对土地买卖的保护和支持。当然，这些主管官吏不仅仅是简单地办个手续，他们还要审查土地买卖是否合法。《户律》云：
    “欲益买宅，不比其宅，毋许。为吏及宦皇帝，得买室合。”
    “孙为户，与大父母居，养之不善，令孙且外居，令大父母居其室，食其田，使其奴婢，毋贸卖。孙死，其母而代为户。令毋敢遂（逐）夫父母及入赘，及道外取其子财。”[5]（PP177～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