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坚持唯物史观，求实而辩证地对待历史问题
    齐世荣先生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作用，他认为从事历史研究没有理论修养是不行的，治史者必须首先打好这个重要的基础。理论水平越高，驾驭史料的能力就越强，才会写出真正有创见的文章。他指出，现在有些青年对理论重视不够，其中原因之一是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逆反心理。由于“四人帮”歪曲历史，也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糟蹋了，名声弄坏了，所以“文革”后有些青年人就错误地认为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才是最新最好的。其实，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学问能超过它。马克思主义理论仍然是我们研究历史的一种基本功。齐先生指出，这不仅是我们的看法，西方一些真正有见识的史学家也是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历史研究的贡献的。他举例说，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说：“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之所以日益增长，原因就在于人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合理地排列人类历史复杂事件的使人满意的唯一基础。”[1]（p.27） 美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家伊格尔斯也说：“马克思主义史学明显地影响了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把他们的视线引到历史中的经济因素，引导他们研究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2]（pp.14-15）
    齐先生要求学生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并指定四本书让学生精读，即：（1）《共产党宣言》，这是科学共产主义伟大的纲领性文件；（2）《〈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这篇文章对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了精辟的论述；（3）《反杜林论》；（4）《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关于后两本， 恩格斯曾说：“我在这两部书里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就我所知是目前最为详尽的阐述。”对于攻读世界现代史博士和硕士学位的研究生，齐先生要求他们再精读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以便学习经典作家是如何撰写现代史的。
    齐先生不仅重视马克思、恩格斯等革命导师创立的学说，同时强调重视对其他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观点的研究。他曾提到对卢森堡的评价问题。卢森堡与列宁发生过几次分歧与争执，但总的说来，列宁认为卢森堡是“世界无产阶级国际的优秀人物”；然而到斯大林时期，苏联对卢森堡的评价发生了突变，这是因为卢森堡一贯强调反对官僚主义和特权化，反对权力过于集中，主张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这些实际上是对30年代苏联出现的对斯大林“造神运动”的否定。齐先生指出：“苏联解体后，我们总结苏联兴亡的历史经验教训时，回过头来再看卢森堡的理论学说，对其中的合理内核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了。”[3]（“漫谈学风问题和学术批评问题”，pp.432-433）
    齐先生一贯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发展的学说，并主张参与这种发展。他说：“马克思主义是在不断发展的，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都是它各个阶段的发展，同样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指南。马克思主义今后仍然需要继续发展，这不仅是政治家的事，各门科学的专家包括历史学家，都有责任参加这项伟大的工作。”[3]（“漫谈学风问题和学术批评问题”，p.434） 与此同时，他批驳了所谓“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他说：“今天有些青年好骛新奇，看到一种新学说、新理论，就以为旧学说、旧理论一文不值，可以抛弃了；有人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已经过时了。这种不加分析的、盲目的‘喜新厌旧’是十分错误的。”[3]（“〈经济社会史研究丛书〉总序”，p.453）
    齐先生认为，应当全面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的方法。他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又反作用于经济的基本原理，认为“纠正传统史学以政治史为中心的偏颇，并不等于说政治史就不重要”；“重视经济基础的研究，决不意味着可以忽视政治以及其他上层建筑的研究”[3]（“〈经济社会史研究丛书〉总序”，p.453）。他引证恩格斯在1890年10月一封信中的精彩表述：如果“认为我们否认经济运动的政治等等的反映对这个运动本身的任何反作用，那他就简直是跟风车作斗争了……再说，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么我们何必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暴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4]（第4卷，pp.704-705） 他又着重强调研究意识形态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的重要性，指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定的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但是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而且，“意识形态的影响，有时比政治的影响还要持久得多。某些政治条约举世瞩目，当时看起来似乎作用很大，但不久便‘灰飞烟灭’了”。例如1938年9月30日签订的《慕尼黑协定》，英国首相张伯伦吹嘘它将带来一代人的和平，但是转过年来的3月15日便被希特勒撕毁了。“因此，对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意识形态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这种研究相当困难，意识形态不像政治、经济事实那样具体，它对人们的影响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确实存在，但又不易捉摸，更难用量化的材料来说明。这就要求我们付出艰巨的努力。”[3]（“〈20世纪文化〉序”，pp.448-449） 总之，齐先生认为，研究历史时应当把经济、社会因素同政治、文化等因素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否则就会把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齐先生自己在研究绥靖政策产生的原因时，既注意政治因素，也把经济、军事、意识形态等因素一并予以考察；在研究苏联剧变和解体的原因时，既分析苏联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也分析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更着眼于苏联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破坏。
    齐先生在论述唯物史观的重要性时有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他能够十分娴熟地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主张和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加以思考。例如，他一方面谈到“对历史中经济、社会因素的重视，首先应归功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但紧接着就指出，中国“古代一些卓越的史学家相当重视经济和社会因素在历史上的作用，这在其他国家的史学史上是很罕见的”。他指出，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就包含有“试图用经济现象说明社会问题和社会意识问题，并把经济发展状况同政治上的治乱兴衰联系起来的卓越见识”；同时还指出，在班固所著《汉书》和杜佑所著《通典》中同样包含着重要的经济思想[3]（“〈经济社会史研究丛书〉总序”，pp.452-453）。
    齐先生既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也重视历史材料的扎实可靠。历史无法再现，只能通过史料来研究，因此必须从史料的搜集、鉴别和分析着手。在中国研究外国史，搜集材料有很大困难。上世纪80年代初，“文革”刚刚结束，那时外文资料还很缺乏，但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齐先生所写的几篇有关国际关系史的论文也有材料丰富的优点。当时齐先生遍寻北京各大图书馆，搜集有关资料，仍感不足时就想方设法托人在国外复印。有了丰富的材料，还需作进一步的鉴别、归纳、分析等工作，为此考据是治史者不可缺少的一种基本功。齐先生有感于解放后几十年来时而重理论、轻考据，时而重考据、轻理论，特别是“文革”后一些青年学者的文章时有“硬伤”的缺点，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讨论理论与考据的关系[3]（“杨妃入道之年考读后--兼论考据在史学研究中的作用和地位”，pp.377-393）。他以陈寅恪、陈垣两位史学大师身居南北两地，考杨妃入道之年同一问题，得出同一正确结论为例，说明如果方法正确，运用得当，考据是有科学性的。齐先生说，我们应当向马克思学习，把观点与材料融为一体，达到高度的统一。《资本论》在当时是最新最革命的学说，但又是以最扎实、准确的材料为基础写成的。马克思说：“我的《资本论》一书引起了特别大的愤恨，因为书中引用了许多官方材料来评述资本主义制度，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学者能从这些材料中找到一个错误。”[5]（p.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