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世界现代史和现代国际关系史学科的开拓者和带头人
    在齐先生的学术活动中，世界现代史和现代国际关系史是他从事教学和研究活动的主要领域，在这个领域取得的成就也最为突出。
    世界现代史是古老的历史学科中一个年轻的分支。从世界范围看，这一学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才逐渐建立起来的。从我国看，解放前各大学极少有人研究世界现代史，也很少有人开这门课程。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各高校先后设立了世界现代史课程。齐先生从50年代至今一直从事这门课程的教学和研究，主编了若干套有影响的通史、教材和资料文献集，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和专著，为世界现代史学科的奠基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与此同时，在现代国际关系史领域也作了一系列开拓性工作。限于篇幅，此处着重介绍以下四个方面。
    （一）对世界现代史学科的特征和重大意义作深入探讨
    首先，明确界定了世界现代史学科的基本特征。世界现代史大体上相当于20世纪的世界历史，对于这一点达成共识较早。但20世纪世界历史的特点是什么？吴于廑教授1984年在我国第一次提出，应把研究世界史的注意力引向历史怎样“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这个看法对世界现代史研究很有启发性。齐先生在一篇文章中着重论述世界现代史的特点，指出世界现代史的“研究对象是从20世纪初到今天世界走向整体化的过程”。他在与吴于廑先生共同主编的、1994年出版的《世界史·现代史编》的“前言”中指出：“世界历史虽然从近代已经开始，但到20世纪世界才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联系成一个息息相关的整体。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世界史就是现代史。反过来看，现代史又只有用世界一体化的眼光才能认清它的实质和各种问题，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又可以说现代史就是世界史。”[6]（上卷，p.1） 不少西方学者认为编写世界通史（包括世界现代史在内）是不可能的，《新编剑桥近代史》的主编克拉克就曾说过，按照其编写宗旨，《剑桥近代史》新版不过“是许多符合事实而又前后一致的评价的汇编”。这套书第12卷（相当于现代部分）的主编莫瓦特也同意这种看法，他说：“今天几乎没有历史学家……认为我们还能写出世界通史或终结性的世界史。”① 针对此点，齐先生做了很好的回答。他说：“终结性的世界史，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因为任何一代人，无论晚到什么时候，都不可能穷竭真理。但是，世界通史，包括断代性的世界古代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都是完全能够写出来的，而且能够写得越来越接近客观真实。”他还说：“作者要想把充满矛盾运动的全球一体化的历史进程和概貌勾画出一幅清晰的图像，是很不容易的。但是，难道我们因此就可以止步不前，满足于把一批又一批的专题论文和国别史或国别史的汇集堆在读者面前吗？如果只是这样做，他们关于现代史的局部的、具体的知识虽然会增加很多，但将永远不会知道‘世界’现代史是个什么样子。人类发展到20世纪，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发达的科学技术可以极大地造福人类，但也达到了可以毁灭人类的地步。世界现代史学家有责任用清醒的、深刻的历史认识去启发人们，使人们变得更加理智、更有远见。但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只有微观的历史研究，而无宏观的历史研究。‘细节’固然需要知道，但在一定意义上‘总画面’更需要让人们清楚。研究世界现代史的学者应当不怕困难，勇敢地承担起贯通、综合、概括的工作。”[7] 齐先生的论述得到许多世界现代史同行的赞同，一批综合性的世界现代史著作、教材在我国陆续出版，这些著作力求使20世纪发生的纷纭复杂的各种事件统一于世界历史整体发展进程之中，在揭示世界现代历史本质运动上做了进一步有益的探索。
    其次，高度评价了世界现代史的社会功能。齐先生认为，研究世界现代史有重大意义。第一，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要立足世界，都不能闭关自守，都必须了解世界，既要了解世界的今天，也要了解世界的过去，特别是距今最近的20世纪的历史，即世界现代史。面向世界的中国，在同外国交往时，在向外国借鉴时，必须知己知彼，才能做到“洋为中用”。例如，我们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不能只停留于了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现状，还必须深入了解它们现代化的全部历史，研究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要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有必要研究当年苏联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与教训。不能因为今天苏联解体了，就说它没有成功的地方。当然，它的解体，说明有很大的失误。对于这些失误，我们应当怎样避免？这些都需要研究世界现代史。第二，研究世界现代史，可以为研究世界近代史、世界古代史提供钥匙。马克思有段名言是大家熟悉的，他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4]（第2卷，p.23） 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布洛赫也说：“历史感的培养并非总是局限于历史本身，有关当今的知识往往能以一定的方式更为直接地帮助我们了解过去。”齐先生指出，现在有许多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对人类前途丧失了信心，但是，“我们如果通过现在对人类的过去有一个贯穿古今的了解，就会发现：无论如何，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从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的整体，从原始社会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人类毕竟是在前进的，虽然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有时看来似乎是停顿的、甚至是倒退的。”“研究历史，就可以提高人们的觉悟程度，增强人们对世界前景的信心。”[3]（“漫谈世界史和世界现代史”，p.340）
    第三，辩证地分析研究世界现代史的不利条件和有利条件。齐先生认为，研究现代史，包括世界现代史，确实有很多困难，但也有有利条件，看不到有利条件也是不对的。他着重指出以下三点：
    其一，研究世界现代史，有一生看不完的大量史料，这既是有利条件，也是不利条件。过去人们总以为研究现代史看不到原始资料，这其实是一种误解。首先，今天有档案可以利用。许多国家的档案保密期限都趋向于缩短。英、美、法、加拿大等国的档案30年后就解密。此外还出版了大量的文件汇编以及个人回忆录、日记、书信等等。总之，世界现代史的原始资料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多到令史学家望而生畏的地步。仅同盟国在1945年掳获的德国外交部1880～1936年档案就有400吨之重！面对如此丰富的史料，史学家即使选择一个范围相当狭窄的题目，要把有关这个题目的史料看完也是办不到的。这不像研究古代史，在材料上可以做到“竭泽而渔”。那么出路何在呢？关键在于史学家应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具有从史料库中选择最有价值部分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