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由于作者与所论述的问题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涉及国家、民族、阶级、集团或个人的荣辱利害，难以做到公正客观。这是撰写现代史的不利条件。但从另一角度看，也是优势。现代史作者对时代精神、风俗习惯、社会心理、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的实际操作和运转等等有亲身体会，有直接的感性认识，写出的东西可能更符合历史真相。许多伟大的历史著作都属于现代史的范畴。古希腊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都是当时的现代史。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布洛赫在二次大战爆发后任军事参谋，写了《奇怪的失败》一书，至今被认为是对法国的失败做了最令人信服的分析。我国的《春秋》、《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其中一部分写的也是当时的现代史。
    其三，现代史所涉及的事件正在演变，尚未结束，或结束不久，史家距论述的时代太近，因而对一系列事件的前因后果和意义都难以做出充分的分析和恰当的评价。恩格斯特别指出，现代史学家对经济状况（所研究的一切过程的真正基础）的种种变化不可能在当时就得到充分的材料，从而不可避免地包含产生错误的根源。但恩格斯又说：“这并不妨碍任何人去写眼前的事件。”他以马克思所著《1848年到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为例，说明由于马克思运用了他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而且精通法国历史，所以“对当时的事变作出的叙述，对其内在联系的揭示达到至今还无人达到的程度”[4]（第4卷，pp.506-507）。齐先生引用恩格斯关于现代史的精辟论述，目的在于希望研究现代史的人要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学习，运用唯物史观并掌握大量史料，这样就能克服困难，不因有不利条件而缩手缩脚。先生认为，其实研究任何一段历史都有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历史学家如果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反倒更能写出接近客观实际的历史著作。
    （二）有关现代国际关系史的研究
    现代国际关系史，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是齐先生的一个研究重点。他认为，严格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史是从资本主义时代开始的（此前没有全球性的国际关系），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其内容比传统的外交史更为广泛；特别是20世纪以来，国家、民族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和密切，而且异常复杂；要提高现代国际关系史的研究水平，关键是要把国际关系中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因素综合起来加以考察，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
    齐先生在国际关系史方面的贡献集中反映在对绥靖政策及对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上。
    1.关于绥靖政策的研究
    齐先生写过一系列关于绥靖政策的论文，如《三十年代英国的重整军备与绥靖外交》、《意埃战争与英国的“双重政策”》、《论“不干涉”政策的创始者及其动机》、《论1939年3月英国对波兰保证的原因及其破产》等， 这些论文根据大量史料，针对西方学者中流行的种种错误论点，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具体而又深刻。
    齐先生从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论述绥靖产生的原因。在政治方面，英法等国的资产阶级不仅“害怕对德战争引起本国革命”并“为苏联所利用”，而且“把纳粹德国看作防止共产主义在欧洲扩张的屏障，在这个意义上，希特勒非但不是打击对象，反倒是必须联合的盟友”。在经济方面，“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日益没落的英、法资产阶级一心要保住既得的经济利益”，害怕战争会破坏经济复兴，以致在大敌当前的时候，仍然不肯加大财政拨款，加速扩充军备。在军事方面，英国充满失败主义情绪，认定自己没有力量同时对付德、意、日三个敌人，又不愿团结法、美和中小国家，因而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并企图通过绥靖外交来弥补国防力量的不足；法国则盲目相信并信赖马奇诺防线，错误地以为藉此可以自保求和。
    齐先生揭示了绥靖政策的实质及其带来的严重后果。他认为，绥靖政策是20世纪30年代走向衰落的英国和法国，在面临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的挑战时，为了保存自己的既得利益所采取的一种以牺牲其他国家为手段，换取与对手妥协的政策。然而，“绥靖外交推行得越彻底，欧洲的局势就越遭到破坏，英、法的战略地位也就越加恶化”。当英、法“把西班牙、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一一牺牲给法西斯侵略者，世界危险地点的‘局部化’似乎成功了”的时候，“世界大战在总体上却更加迫近了”。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固然是由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发动的，但战前英、法推行的纵容侵略的绥靖政策无疑也是促成世界大战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
    齐先生的论文有很强的论战性。例如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不干涉”政策是法国主动提出的，另一派则认为它的真正策源地是伦敦。齐先生分析了英法外交文件和当事人的回忆录等大量史料，得出结论：“就实质而论，英、法两国是这一政策的共同创始者。”又如西方学者大多数认为，1939年3月英国对波兰的保证结束了绥靖外交。齐先生从“应付国内的压力”、“防止德国的西进”、“勾结德国的新策略”几个方面，说明英国在宣布保证波兰独立以后，在军事上、经济上都未给波兰以实际援助，而且一再要求波兰对德国做出让步，因此“结束绥靖政策”一说不过是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家为破产的绥靖政策所作的无力辩护而已。
    齐先生还研究了一些中外学者研究较少的问题，如意埃战争中英国推行的“双重政策”等②。
    齐先生对绥靖政策所作的这种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得到了我国史学界的充分肯定和重视。在朱庭光、陈之骅提交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1980-1984年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基本情况》一文中，把齐先生上述一系列论文作为我国学者研究二战前史的一项主要成果予以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