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为推进世界通史研究做出重要贡献
    齐先生治学范围宽广，在世界通史方面也做出了突出贡献。
    （一）在对世界史这门学问的认识上，齐先生提出不少具有启示性的看法。他认为，世界史之成为古老的历史学中一门自成体系的、独立的分支学科，严格说来，是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世界历史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大工业和世界市场的出现，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才在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日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各国史学界的有识之士于是开始认真思考撰写世界史，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而不是只局限于国别史、区域史和专题史。但是，世界通史或者叫全球通史这门学问，无论在中国，还是就世界范围看，相当长时间内都不受专业历史学家的重视。他们认为世界通史的内容“太空泛”，难以把握，不成其为一门学问；挑一个国别史，或者在国别史里再挑一段，或挑若干专题进行研究，写出来的东西才是“高、精、尖”。齐先生指出，其实有些人心里怕的是：由于世界通史范围太广，必须大量利用别人研究的成果，写出来的东西难免“硬伤”累累，受专家讥笑。因此，正如韦尔斯在《世界史纲》的导言中所说的那样：“现今的历史学者大多是些学究气十足的人；他们唯恐有微小的错误，而宁可使历史互不连贯；他们害怕写错一个日期，遗人笑柄，甚至于害怕做出可以争论的错误评价……从他们那里可以得到只是积累起的资料，而不是装配和聚集好了的成品。”
    关于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前景，特别是中国学者能否与西方学者争胜的问题，齐先生提出一个发人深思的看法。他多次强调，中国人搞外国史，要有点志气，要拿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批驳了那种认为中国人研究外国史，材料掌握不如对方多，很难达到高水平的看法，指出“材料是研究的基础，当然重要。但我们只要掌握了足够的材料，就可以进行研究，就能写出高质量的著作，并非掌握的材料要和外国人一样多，才能达到他们的水平。恩格斯写《德国农民战争》，材料主要根据戚美尔曼的《伟大农民战争史》，但水平显然高于后者”。齐先生还以外国人的中国史著作为例，说他们掌握的中国史史料能与中国学者一般多的很少，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写出一些高水平的著作，其中某些见解仍是值得我们参考的。齐先生还提出一个重要论点，即本国人研究本国史，“难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缺点。‘旁观者清’恰恰是外国学者特具的优点。”[3]（“后记”，p.482） 齐先生不仅这么说，而且身体力行。1982年他赴美讲学，在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作了两次学术报告：“论‘不干涉’政策的创始者及其动机”和“论1939年3 月英国对波兰保证的原因及其破产”，讲的是西方学者熟悉的题目而不是中国史，但是齐先生掌握了与所讲问题有关的大量史料并且熟习西方学者的有关著作，更确信运用唯物史观能阐明历史真相，知己知彼，故而敢与西方学者争鸣。齐先生的老师周一良教授听说后十分高兴，特为此来信鼓励，赞赏他的学生“堂而皇之，正经八百地对外国人讲世界史问题，亮出我们的观点与水平”，是“为国争光，可喜可贺”。
    齐先生还有一个重要主张，即中国的世界史学家必须对本国史有相当的了解，其理由之一是通过中西历史对比，才能看出异中有同，同中有异，从而对两方面都看得更加清楚；理由之二是中国史学有悠久传统，有许多宝贵遗产值得继承，切不可“数典忘祖”；理由之三是作为中国人研究外国史，重要目的之一是“洋为中用”，从外国历史中汲取对我们有益的营养，而不懂得中国史就起不了这种作用。齐先生经常提醒中青年世界史工作者，不要仅仅钻研自己研究的那段外国历史，不要过分强调没有时间看中国史的书，应该把眼光放得更开阔一些，否则就难以达到第一流水平。齐先生本人对中国历史是相当熟悉的，这在他的文章和讲课中都有明显的反映。他讲《史学方法》课，系领导规定全系的博士生和硕士生都要听；因授课内容所举例证包括古今中外，故研究中国史的学生听后也感到很有收获。
    （二）与吴于廑先生共同主编六卷本《世界史》。20世纪60年代，周一良、吴于廑两位先生主编出版了4卷本《世界通史》。80年代， 鉴于这套书的内容亟须更新，国家教委遂请吴先生和齐先生合作，主编一套新的6卷本《世界史》。 这套书的编撰体系是吴先生生前定下来的，吴先生去世后，齐先生具体负责完成了各卷编写工作。
    6卷本《世界史》在广泛吸收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更多地体现了撰写者自己的研究心得。这部通史具有以下特点：1）在分期上，没有把上古、 中古分作两个阶段，而是统一为古代部分。古代上下两卷的分界，大致为公元1 世纪开始直到5、6世纪方始结束的横贯亚欧大陆的民族大迁徙运动，这一迁徙导致亚欧大陆南部文明地区政治格局的巨大变化，有些地方（只是有些地方）则伴以社会形态更迭--奴隶社会终结和封建社会开始。近代以1500年为上限，在此前后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新航路的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导致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从而引起遍及世界各地的社会经济重大变化。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时代是从十六世纪才开始的。”[10]（p.784） 现代则以20世纪初为起点， 而不是像以往那样以十月革命或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起点。2）反映中国学者自己的世界史观点。例如过去苏联学者都以巴黎公社作为划分世界近代史两个阶段的标识，《世界史》则不再沿用这种划分办法。又如过去苏联学者一贯谴责法国热月政变，《世界史》则运用相关史料，说明热月政变是结束恐怖统治，恢复和建立资本主义正常秩序的重大转折点。再如关于纳粹党与大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过去苏联与东德学者一致强调纳粹党是德国大资产阶级豢养起来的，而西方学者则否认纳粹党受到过大资产阶级的扶植。《世界史》全面地分析了这个问题，指出纳粹党经过十几年经营，到上台前已得到广大中下层群众，特别是城乡小资产阶级支持，从而在1932年成为议会第一大党；20年代德国统治阶级对它还不重视，但进入30年代后，由于纳粹党是唯一能够对抗共产党、维护资本主义秩序的有组织的力量，所以得到大资产阶级、容克地主和国防军的认可，并在他们的支持下取得政权。3）在体例上， 包括了中国史部分。把中国史放在世界范围内探讨其地位和作用，可以体现完整意义上的世界史，而非外国史的汇编。当然，《世界史》中的中国部分，其具体写法与专门的中国史有所不同。4）在时间跨度上包括现、当代史，一直写到20世纪90年代。“文革”前很有影响的4卷本《世界通史》，限于当时的条件，不包括现代部分。 《世界史》率先打破禁区，敢写世界现、当代史，开学界研究之新风。今天大家对这一阶段的研究已经很少有顾忌了。5）在内容上加强或增添了文化、 科学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例如古代部分有专节介绍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拜占庭文化；近代部分有专节介绍自由主义思潮，特别是专门有一节介绍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包括社会财富分配、服饰、饮食、卫生与健康、人口、家庭、教育、高层文化、低层文化娱乐等。
    由于具有上述诸多创新与成就，6 卷本《世界史》已被许多高等学校采用作为教材，具有广泛的影响。1995年，该书获国家教委颁发的第三届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三）为普及世界史做了大量工作。齐先生认为，普及与提高应当并举，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没有普及作基础，得不到社会的公认，只在几百个人的小圈子中打转转，文章再好，学科也没有生命力，久而久之，也就自行消亡了。”[3]（“世界史学科建设中的几个问题”，pp.416-417） 他还指出，普及读物并不容易写，需要“深出浅出”，内容是深刻的，形式要通俗易懂。写出引人入胜的通俗读物是要付出艰辛劳动才能办到的，亦非人人可办，能深入者未必能以浅出之。为实践自己的主张，齐先生与马克垚等同志共同编写了《人类文明的演进》[11]；与朱龙华、刘宗绪同志合写了《世界近现代史干部读本（1500-1945）》[12]。此外，齐先生还主编了20卷本《精粹世界史》③ 和《强国兴衰史丛书》[13]，这些书均受到广大读者欢迎，对普及世界史起到了良好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