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辛勤耕耘的历史教育家
    齐先生不仅是著名的世界史学家，也是一位造诣很深的历史教育家。他在深入进行史学研究的同时，又以极大的精力关注历史教育工作。他所总结的许多教育经验，对我们今后历史教学的普及与提高，对于人才培养，都有很强的学习和借鉴意义。
    齐先生强调：“教学与科研，二者是密不可分的。在学校，首先要教学，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教书，有两种教法。一种是年年老一套，讲稿的纸变黄了，内容还不变。这种低水平的教学必须否定。另一种是内容不断更新，及时反映学术前沿的成果，反映教师自己研究的心得”。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只有进行科学研究。他举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讲课为例，“每一遍都有新内容，精彩的内容，反映他的新的研究心得”。但反过来齐先生又强调：“教学也能起到促进科研的作用”；“教学的过程，也是教师再学习的过程”。对于有些问题，教师平日读书和备课时以为明白了，待到把它们讲给学生听时，就往往发现并未彻底搞清楚，还得再思考，再学习[3]（“漫谈科学研究与学科带头人问题”，pp.423-425）。他批评现在有些50多岁的教授就不愿上基础课的现象，指出老教师一定要上基础课，因为老教师知识面广并有专门研究，在多年教学中积累了丰富经验，故由他们上基础课，对学生的好处很多。最后，他把上述内容归纳为一个结论：“一个好教师应当在教学、科研两方面都做出优秀成绩。”[3]（“漫谈科学研究与学科带头人问题”，pp.423-425） 齐先生本人在76岁以前每学期必上一门课， 近两三年虽然不上学期课了，仍不断作些学术报告。
    齐先生教导学生要处理好创新与继承的关系。他说，学术的生命力在于创新，但创新的基础与前提条件是继承。没有继承，就谈不上创新。人类知识是一个不断积累、不断发展的过程。每一个人在开始从事一门学科的研究时，总要先了解前人已经做过哪些工作，以及这些工作的成败得失如何。所以，有成就的学者没有不重视目录学的。齐先生平时十分注意史籍目录的积累，下了很大功夫。他密切注意西方新出版的史学著作，并写专门的评介文章，如《西方对世界现代史的研究》、《现代国际关系史的一个“热门”--评介西方学者关于绥靖政策形成原因的研究》等。他还专门为研究生开设“世界现代史要籍评介”课程，以丰富他们的书目知识，开拓他们的眼界。齐先生入室弟子所写的文章，都有材料丰富的优点，这与齐先生的教导是分不开的。但是只有继承而无创新，学术的发展就会停止，学术就会丧失生命力。“发前人未发之覆”，是一切科学工作者都应当追求的目标。齐先生批评当前那种只讲数量、不重质量的学风，特别反对在职称评定上过于量化的错误做法[14]。他说，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对著作持十分严格的态度，他的标准是“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我们应当像顾炎武那样，要精品，不要废品。
    齐先生对青年同志提出了“立志”、“勤奋”和“虚心”三条希望。他要求青年“要立志做教育家，而不是教书匠；立志做史学家，而不是史抄公”，因此一定要争取做到“为文要有创见”。同时，“要有成就，就得勤奋，耍‘小聪明’是绝对害人害己的”。在勉励中青年“要虚心”时，他在一次会上坦诚地批评“有两三位中青年同志的口气很大，动不动就用‘全称肯定’和‘全称否定’的语气讲话。不客气地说，这是很危险的”。他进一步语重心长地指出，“你读过的书还很有限，怎么能这么大的口气呢！颜之推说：‘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真是至理名言啊！”[3]（“世界现代史学科建设中的几个问题”，pp.419-422）。这些年来同志间的坦诚批评越来越少，齐先生这样一位老一辈学者对中青年提出的忠告是何等的恳切，这才是“忠言逆耳”，对有志于史学的青年是可以受用一生的。
    为了提携年轻人，齐先生也向老同志提出希望，特别提到“老教师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培养中青年，发现人才并提拔人才”；而“一个人如果能在一生中发现一些人才，并帮助他们成熟起来，那就是对社会做出了贡献，也是做教师的最大幸福”[3]（“世界现代史学科建设中的几个问题”，pp.419-422）。事实上，在这方面齐先生自己就是一位笃行者。他既教书又育人，历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培养出许多专家、学者和有用之才，可以说是桃李盈门，成绩斐然。
    齐先生是一位诲人不倦的好老师，他对学生高标准，严要求。为了使他们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合格人才，齐先生在思想上十分关心学生，要求他们热爱祖国，献身教育事业，安贫乐道。齐先生还从遵守纪律、言行一致、遇事考虑他人利益等具体事情抓起，教育学生“学会做人”。在业务上，先生教育学生要“取法乎上”，攀登科学高峰，并从基本功教起，训练学生搜集、鉴别和使用史料的能力，写作论文的能力，等等。对学生的论文，他不仅要求立论有据，史料及译文准确，就连引文出处、标点符号使用以及抄写是否工整都不放过，凡错误之处都予以指出并亲自核对修改，学生无不为之感动而深受教育。今天，齐先生虽然已经八十岁了，但仍然以高度的责任感和敏捷的学术思维活跃于教学与科研第一线。
    六、高度的历史使命感是永不枯竭的动力源泉
    齐先生80高龄仍然笔耕不辍，并以极大的热情关注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他之所以如此执著，根本原因在于具有高度的历史使命感。他不止一次说过，我国在1949年以前只讲外国史（主要是西洋史），而无世界史，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旧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整个世界上不占重要地位，因而那时各学校的主持人也就不可能有胸怀全球的抱负，即使个别人有这样的抱负也无济于事，不能影响全局。况且，当时知识界上层普遍崇拜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西洋史自然便取得了支配地位。他兴奋地指出，今天，我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经济繁荣，这就为世界史学科建设创造了良好条件。改革开放的时代需要了解世界，而世界历史这门学科恰好是了解世界的一个有力工具。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和使命感，齐先生强调世界史学家应抱着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崇高目标建设自己的学科。他说：“当今国际局势多变，各国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学习世界史，能够帮助我们辨明国际形势，认清时代潮流和历史发展趋势，从而坚定地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15]
    记得齐先生不时说起，臧克家先生曾经赠白寿彝先生诗句：“该罢休时不罢休”，对于白先生在年逾古稀之后竟根本没有想到“老之已至”而赞叹不已，并“对自己的懒惰深深愧疚”。其实，和白先生一样，齐先生不也同样是“该罢休时不罢休”吗？他正是以白先生和其他前辈的精神为榜样，时时激励自己。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对事业的执著成为他永不枯竭的动力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