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的先秦史研究，成就斐然。本文介绍的成果，主要为见诸国内报章书刊者。因篇幅所限，恐多遗佳作，乞请方家指正。
    本年度见诸报道的有关先秦史研究的学术会议主要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书（二）》学术研讨会”（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书学术研讨会”（华东师大）、
    “三星堆与长江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四川德阳）、“中国东方地区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国际学术研讨会”（山东）、“第四届国际古文字学研讨会”（香港中文大学）、楚国历史文化国际研讨会暨湘、鄂、豫、皖、楚文化研讨会第八次年会（湖北宜昌）、“郑州商都3600年学术座谈会”（北京）等。
    本年度出版的重要学术著作与论文集有：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中国社科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要览》（文物出版社），刘一曼、曹定云《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云南人民出版社），《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简》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王宇信、宋镇豪主编《纪念殷墟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下文简称“百年文集”），李伯谦主编《商文化论集》上、下册（文物出版社），宋镇豪、肖先进主编《殷商文明暨纪念三星堆遗址发现七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文中简称“三星堆七十年”），《商承祚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文物出版社，文中简称“商文集”），杜金鹏《偃师商城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施劲松《长江流域青铜器研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考古学研究（五）》（科学出版社）、王小庆《仰韶文化研究》（），彭裕商《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巴署书社），孙继民、郝良真等《先秦两汉赵文化研究》（方志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李学勤主编《新出简帛研究丛书》，欧阳祯人《郭店儒简论略》（台湾古籍出版社），侯志羲《西周甲文注》（学林出版社），辛彦怀、康香阁主编《赵文化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等。
    一、先秦史纵向宏观研究社会形态与理论研究
    《河南大学学报》4期“先秦社会形态”笔谈发表了李学勤、陈昌远、晁福林、陈恩林、詹子庆、葛志毅、沈长云、徐仪明、王震中、丁鼎等先生的有关笔谈文章，探讨了先秦社会形态的有关问题。王和《关于理论更新对于先秦史研究意义的思考--从解读〈牧誓〉的启示谈起》（《史学月刊》4期）以解读《牧誓》为例，讨论了理论更新对先秦史研究的重要意义。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研究中考古学证据的认定和相关理论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期）对早期国家研究中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
    礼乐风俗、制度研究
    宋镇豪《中国上古时代的丧葬礼俗》（《三星堆七十年》）从葬俗与“之幽”观念，墓地配属，殷墟王陵区，丧礼、葬具与坟塚，含贝与握贝等几个方面对中国上古时代的丧葬礼俗进行了探讨。杨华《先秦血祭礼仪研究--中国古代用血制度研究之一》（《世界宗教研究》3期）和《先秦衅礼研究--中国古代用血制度研究之一》（《江汉论坛》1期）认为，先秦祭祀活动中血被视为某种具有巫术的功能，衅礼实际上是一种模拟巫术。王贵生《试论干戚之舞》（《西北师大学报》3期）认为干戚之舞初为军事武舞，后演绎成重大祭礼必备的武舞。吕静《春秋以前“盟”与“誓”行为的初步探讨--以出土资料的分析为中心》（《商文集》）认为春秋以前的盟表达对祖先的称扬与敬意，在誓的行为中包含了限制个人行为的要素。张永山《〈诗经〉看古人观念中的玉》（《考古学研究（五）》）对玉礼器的社会功能、玉饰和玉与石的区别、玉与德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何平立《先秦巡狩史迹与制度稽论》（《军事历史研究》1期）对先秦巡狩制度进行了研究。此外，王琳《从郑韩故城出土陶文看先秦乡遂制度》（《考古与文物》4期）、陈智勇《先秦朝聘的文化意蕴》（《商文集》）可参看。
    方国、地理研究
    安介生《中国古史的“万邦时代”--兼论先秦时期国家与民族发展的渊源与地理格局》（《复旦学报》3期）认为，“万邦”它包括中原地区先进的华夏民族国家集团，也涵盖了边疆“四夷”族的众多小邦国及部落联盟。林欢《试论太清宫长子口墓与商周“长”族》（《华夏考古》1期）认为古“长子”在今山西毡子县西郊。此外，林欢《夏商时期晋南地区考古学文化与汾洮间古骀族--兼论“马方”、“”与飞廉及秦赵先祖》（《商文集》）、孟古托力《孤竹国释论--一支华夏化的东北夷》（《学习与探索》3期）可参看。
    区域历史研究
    陈剑《大渡河中游先秦文化探析》（《中华文化论坛》1期）考察了大渡河中游地区的社会经济形态。武仙竹《考古学所见长江三峡夏商周时期的渔业生产》（《江汉考古》3期）、房道国《试论先秦时期冀鲁豫地区的蚕丝手工业》（《东岳论丛》2期）可参看。
    文献研究
    杨善群《古文〈尚书〉与旧籍引语的比较研究》（《齐鲁学刊》5期）认为，古文《尚书》决非编自旧籍引语，而是别有来源的真正古文献。王和《〈左传〉的成书年代与编纂过程》（《中国史研究》4期）认为《左传》成书年代上限在郑亡之后，下限不迟于公元前360年。《左传》原本是纪事体，战国末叶以前由经师改编为编年体。有关先秦典籍的其它文章，钱杭《〈尚书〉讫于〈秦誓〉原委考辨》（《史林》5期）、李怡严《〈鶡冠子•世兵〉的错简问题》（《中国史研究》1期）、杜勇《〈鬼谷子〉著作时代刍议》（《天津师范大学学报》6期）、刘宗迪《〈山经〉出自稷下学者考》（《民俗研究》2期）、刘蓉《论〈穆天子传〉的史料价值》（《文史哲》5期）、杨朝明《新出竹书与〈论语〉成书问题再认识》（《中国哲学史》3期）、郭沂《子思书再探讨--兼论〈大学〉作于子思》（《中国哲学史》4期）、吴九龙《竹简本与传本〈孙子兵法〉比较研究》（《考古学研究（五）》）等文可参看。
    二、史前历史文化研究文明起源研究
    《郑州大学学报》3期《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笔谈）发表了李伯谦、李民、王巍、唐际根等先生的文章，各位先生就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的有关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安志敏《关于牛梁河遗址的重新认识--非单一的文化遗址及“文明曙光”之商榷》（《考古与文物》1期）认为牛梁河遗址具有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非单一遗存；红山文化尚处在氏族阶段，尚无法作为文明曙光的象征。王东《文明起源的三大阶段新论》（《吉林大学学报》2期）提出，文明起源包括农业、新石器、陶器三大物质前提奠基期，铜器、城市、文字三大文明要素生成期和原始国家的起源三大阶段。陈星灿等《中国文明腹地的社会复杂化进程--伊洛河地区的聚落形态研究》（《考古学报》2期）对伊洛河地区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到周代的社会复杂化过程中的社会和环境因素进行了探索。关于文明起源研究，江林昌《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模式与演进轨迹》（《学术研究》7期）、张德光《再论陶寺遗址发现的意义》（《文物世界》3期）、朱乃诚《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历程》（《中国文物报》11月21日7版）等文可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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