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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辛庄甲骨卜辞 《考古》第6期《济南市大辛庄遗址出土商代甲骨文》、方辉《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商代甲骨文》（《中国历史文物》3期）对山东济南大辛庄所出甲骨进行了报道。《文史哲》4期发表《”大辛庄甲骨文与商代考古“笔谈》，发表了方辉、李学勤、徐鸿修、王巍、李伯谦、王恩田、徐基、于海广、栾丰实的文章，对大辛庄新出甲骨进行了研究。徐基等《大辛庄遗址甲骨特征及其与台西、殷墟甲骨的比较研究》（《三星堆七十年》）可参看。 甲骨断代分类 王晖《帝乙帝辛卜辞断代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5期）认为，第五期黄组卜辞中伐盂方卜辞属于帝乙时代，伐人方卜辞属于帝辛时代，周祭祀典组的”王廿祀“属帝乙卜辞，”在上 “组的”王廿司“属帝辛卜辞。决辞中”兹用“使用在帝乙时期（包括文丁期），”兹御“用在帝辛期。连劭名《历组一类卜辞研究》（《中原文物》4期）对历组一类卜辞的特点、历组卜辞中的祭祀、诸妇、军事活动等内容作了论述。林沄《关于前辞有”贞“的无名组卜辞》（《百年文集》）从字体分析入手，讨论了”前辞有‘贞’的无名组田猎卜辞“和”前辞有‘贞’的无名组卜旬辞“两类无名组卜辞的归类。葛英会《祊、祔祭礼的称谓系统--兼论黄组卜辞的时代》（《考古学研究（五）》）、李先登《考古地层学与历组卜辞断代》（《百年文集》）、赵诚《断代和历组卜辞讨论》（《古籍整理研究学刊》6期）可参看。 历法研究 郑光《也谈武丁月食》（《百年文集》）根据张培瑜《殷商武丁世的月食和历法》的意见，将武丁时五次月食的年代进行了排序，同时对张培瑜的近作《武丁、殷商的可能年代》（《考古与文物》1999年4期）进行了讨论与批评。李学勤《谈寝孪方鼎的所谓”惟王廿祀“》（《中国历史文物》6期）指出，此鼎铭文”惟王廿祀“之”廿“实为”曰“字。徐凤先《以寝孪鼎、肄簋为元祀的帝辛祀谱》（《中国历史文物》6期）根据”廿祀“为”曰祀“和”曰祀“为元祀之说，排出了帝辛祀谱。常玉芝《商代日始论辩--兼及”己未夕 庚申月有食“之年代》（《考古学研究（五）》）对日始天明说再次作了简要论证，并对夜半说、夙说的论据进行了论辩，认为”己未夕 庚申月有食“之年代为公元前1166年。王晖《商周日界考辨--兼论牧野之战的时间》（《三星堆七十年》）认为商周时期的日界应是以鸡鸣和东方露出鱼肚白的晨刻夙时为一日之始。常玉芝《再谈周祭周期例外旬》（《商文集》）认为，周祭周期所增加的例外旬，可以放在任何两旬之间，设置例外旬的目的是为了调整三十六旬型周期（360日）与太阳年日数（365日--约数）之间的差距。葛英会《殷历日始浅议》（《商文集》）对天明为日始说进行了补充论证。 五、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研究本年度，学者们关于三星堆与巴蜀文化探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考古研究 李复华《从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文物看蜀文化大转移的政治意义》（《中国历史文物》5期）从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文物入手研究了蜀文化大转移的政治意义。宋治民《略论广汉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及相关问题》（《三星堆七十年》，下文未注出处者皆出自此论文集）认为三星堆一期不能与二期以后的蜀文化相混淆。四川盆地北沿和成都平原诸遗址是一期文化的源头所在。张天恩《塘坊坪文化初论》（《考古学研究（五）》）推测塘坪坊文化可能是早期巴文化的部分来源，或是早期巴文化的一支。季元龙等《三星堆新论》（《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期）可参看。 宗教与巫 苏宁《试论三星堆宗教的内含》（《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期）认为三星堆宗教的主要体现形式为祖先崇拜。刘尚勇《三星堆：华夏先祖祭祀中心（上、下）》（《成都大学学报》、2期、3期）认为，三星堆遗址曾是中国上古历史时期华夏先祖祭祀活动的中心。张肖马《古蜀王国的巫--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立人像与跪坐人像研究》认为，两个器物坑所出的跪坐人像与立人像代表着古蜀王国众多的巫祝的形象。赵明《三星堆神树及其演变与发展》认为，三星堆神树是一种具有灵气和涵义的宗教祭祀用品，从中可以透视出三星堆古人对”神树“的崇拜。此外，高大伦《早蜀文化遗物中的眼形及眼形器初探》（《考古与文物》4期）、刘章泽《眼形器、纵目面具与太阳神崇拜》等文可参看。 三星堆与其它文化的关系 郑光《从三星堆文化看古蜀地与中原的关系》认为，三星堆性质应是中原王朝统治下的地区性文化。张永山《蜀与夏商的交往》认为，古蜀国与中原夏商王朝之间的交通路线一是沿江而下与江汉地区往来，一是北上与汉中及淮上交往。朱彦民《殷墟玉石人佣与三星堆青铜人像服饰的比较》认为三星堆先民服饰大致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而呈现出冕服=礼服的特点。此外，曹玮等《三星堆文化与中原夏商文化的关系》、赵殿增《三星堆与二里头铜牌饰研究》、方燕明《关于二里头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的几个问题》等文可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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