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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运章、张居中《中华文明的绚丽曙光--论舞阳贾湖发现的卦象文字》（《中原文物》3期）认为舞阳贾湖刻画文字目前已认识的11个字，分别属于反映《离》、《坤》两卦象的卦象文字。刘志一《贾湖龟甲刻符考释及其他》（《中原文物》2期）可参看 史前经济与社会 孔昭宸等《中国考古遗址植物遗物与原始农业》（《中原文物》2期）对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不同文化期所取得的植物遗存进行了分析，揭示了中国原始农作物的悠久性、多样性和广布性。赵朝洪等《中国早期陶器的发现及相关问题的讨论》（《考古学研究（五）》）对中国早期陶器的发现及陶器起源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彭适凡《中国冶铜术起源的若干问题》（《考古学研究（五）》）对中国冶铜术萌生的年代、地区和冶铜术的特征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李之龙《从良渚文化社会组织形态分析其文化个性与文明进程》（《华夏考古》2期）认为，良渚文化核心家庭已成为真正独立地位的社会组织，它的产生是与其社会分层运动同步进行的。何周德《姜寨遗址“牲畜夜宿场”遗迹考辩》（《考古与文物》2期）认为，姜寨遗址广场上的两处灰土遗迹应与祭祀有关，并非“牲畜夜宿场”遗迹。裘士京等《中国史前城址的分布及功能分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辑）对中国史前城址的分布及功能进行了研究。此外，钱耀鹏《中国史前防御设施的社会意义考察》（《华夏考古》3期）、蒋卫东《自然环境变迁与良渚文化兴衰关系的思考》（《华夏考古》2期）可参看。 区域文化研究 邵望平等《贾湖类型是海岱史前文化的一个源头》（《考古学研究（五）》）认为，裴里岗文化贾湖类型是海岱史前文化的一个源头。张学海《论龙山文化景阳岗类型》（《考古学研究（五）》）认为，景阳岗类型可能是以有虞氏与有鬲氏为代表的文化。郑建明《从房县七里河诸遗址看史前东夷族的西迁》（《华夏考古》2期）认为，以房县七里河诸遗址为代表的汉水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原始文化应是史前东夷族的一支，经过两次西迁到达今汉水上游地区。郑杰祥《关于河南龙山文化时期的社会性质》（《考古学研究（五）》）认为河南龙山文化时代为“部族”时代。此外，郭立新《试论江汉东部地区史前时期的手工业专门化生产》（《东南文化》9期）、朱永刚《中国东北先史环壕聚落的演变与传播》（《华夏考古》1期）、巩文《天水至郑州间仰韶文化晚期聚落群与中心聚落的初步考察》（《中原文物》4期）可参看。 史前文化与风俗研究 严文明《邓家湾考古的收获》（《考古学研究（五）》）认为邓家湾石家河文化的宗教性遗存，可能反映一种庆丰收的祭祀活动。黄卫东《史前碎物葬》（《中原文物》2期）对史前时期碎物葬中碎物的意图、碎物葬是怎样产生和发展和碎物葬的时空分布规律等进行了探讨。王颖娟《半坡史前文化遗存反映的几个问题》（《文博》1期）对小女孩厚葬、男性老人的厚葬、割体葬仪等八个问题进行了探讨。何德亮《大汶口文化的打击乐器--陶鼓浅析》（《东南文化》7期）认为陶鼓是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时期鲁南苏北地区先民首先发明并开始使用的一种乐器。此外，徐艺等《中国礼乐文明之源--以史前乐舞遗存为例》（《东南文化》3期）、卢晓辉《猪在史前文化中的象征意义》（《中原文物》1期）等文可参看。 传说历史研究 林祥庚《黄帝传说辨析》（《光明日报》1月28日）认为黄帝传说有不可否认的客观历史根据。王树民（已去世）《五帝时代的历史探秘》（《河北学刊》1期）通过对传说的考订，将五帝与虚构的三皇说严格区分，辨明了旧传的五帝系统之误。常金仓《五帝名号考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5期）认为“五帝”是战国诸子对史前传说人物的总称。黄正术《论“五帝时代”》（《安徽大学学报》2期）认为五帝是战国秦汉士人的假设，本与中国历史无关。朱小丰《论禅让制度》（《社会科学研究》3期）认为，“禅”为联邦万国为新人登基举行的大祭大典。廖名春《上博简〈子羔〉篇感生神话试探》（《福建师范大学学报》6期）对上博简《子羔》篇所记载的禹、契、后稷出生神话的内容进行了考释。 关于新石器时代与传说历史，靳新明等《庙底沟文化渊源探析》（《中原文物》2期）、王仁湘《仰韶文化渊源研究检视》（《考古》6期）和《半坡和庙底沟文化关系研究检视》（《文物》4期）、方辉《岳石文化衰落原因蠡测》（《文史哲》3期）等文可参看。 三、夏代历史与考古夏代考古与二里头文化 李维明《夏文化分析与史实释读》（《考古学研究（五）》）从考古学上论述了夏文化的初始、发展、鼎盛与衰落，并对有关文献进行了释读。陈雪香《二里头遗址墓葬出土玉器探析》（《中原文物》3期）认为二里头玉器制造业不发达，尚未形成规律性的用玉制度。高蕾《远古磬与夏代磬研究》（《文物》5期）揭示出远古石磬和夏代石磬之间所存在的传承关系。关于夏代考古与二里头文化，赵芝荃《夏代前期文化综论》（《考古学报》4期）、方酉生《略论二里头遗址的文化性质--兼与〈中国文明与国家探源的思考〉商榷》（《东南文化》3期）、陆思贤《二里头遗址出土饰牌纹饰解读》（《中原文物》3期）可参看。 夏代历史文化研究 曹定云《古文“夏”字再考》（《考古学研究-兼论夏夨、宜侯夨、乍册夨为一人（五）》）对甲骨文、金文中的“夏”字进行了进一步考释。彭邦本《禹族西兴东渐及其在黄河中下游的活动初探》（《社会科学研究》1期）对禹族的西兴东渐及其在黄河中下游的历史活动遗迹作了探讨。詹子庆《〈山海经〉和夏史》（《社会科学战线》1期）将《山海经》与《天问》、《穆天子传》等文献进行对比研究，对其中有关夏史资料一一进行辨析。陈立柱《涂山地望再研究》（《史学月刊》7期）认为涂山、羽山、三涂山实为一山，其地为夏人的祖山圣地。宋镇豪《夏商城邑的建制要素》（《商文集》）认为，夏商时期的城邑建制要素主要包括组合有序的宫室建筑和宅落群、“天人合一”的祭政设施、分层集群的聚族而居形式和族氏墓地等。张国硕《论夏商时代的离宫别馆》（《三星堆七十年》）认为离宫别馆滥觞于夏，设立于商前期，兴盛于商后期。徐良高《商周灭亡原因辨析》（《三星堆七十年》）对商周灭亡原因进行了探讨。石晓霆等《夏商时期的戈与野战方式浅说》（《中原文物》5期）认为，夏商时期是戈的发展期，其使用范围随着野战方式的演变而扩展到步兵。 关于夏代历史文化，王子今《“息壤”神话与早期夏史》（《中州学刊》5期）、张华松《关于大禹研究的两个问题》（《管子学刊》3期）、[美]许辉《商周文化与中美洲文明》（《百年文集》）、田广林《论虞夏之际中原文化的北向传播》（《内蒙古社会科学》2期）可参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