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西周史研究政治、制度及人物研究
    王保国《从〈吕刑〉看”明德慎罚“思想在西周的演变》（《郑州大学学报》1期）认为，”明德慎罚“思想在周初以敬民保民为中心，西周后期演变成治民的工具。王平《周初德治思想的产生》（《晋阳学刊》4期）可参看。
    王晖《西周蛮夷”要服“新证--兼论”要服“与”荒服“、”侯服“之别》（《民族研究》1期）认为，文献记载的东南方一带的蛮夷向周王朝负责贡纳贡品的要服义务是可信的。连劭名《金文所见西周时代的刑典》（《华夏考古》1期）对《周礼》中记载的周代”六典“之一的”刑典“进行了研究，对古代刑法制度进行了重构。
    胡新生《西周时期三类不同性质的射礼及其演变》（《文史哲》1期）认为，西周金文所反映的射礼包括三类不同性质的活动：即军事性的射术训练、宗教性的射牲仪式和娱乐性的集体游艺活动。曹玮《西周时期的赗赙制度》（《商文集》）对西周的赗赙制度进行了研究。
    刘信芳《孔子所述吕望氏名身世辨析》（《孔子研究》5期）根据郭店简对吕望的叙述，考证了吕望的姓氏、名字、早期赘婚东夷以及在莱地任监门的经历。王晖《论文王平虞芮之讼与商周战略形式之遽变》（《社会科学战线》1期）、郭旭东《召公与周初政治》（《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期）可参看。
    封国研究
    任伟《西周早期金文中的召公家族与燕君世系》（《中国历史文物》1期）初步拟出了西周早期的召公家族组织形态及燕君世系。曹定云《河北邢台市出土西周卜辞与邢国受封选址--召公奭参政占卜考》（《考古》1期）对河北邢台出土的西周甲骨与邢台受封选址有关问题进行了研究。
    王岳群《太伯、仲雍奔荆蛮地望考》（《东南文化》3期）认为，太伯、仲雍奔荆蛮的地望为今江苏江阴，具体地点为花山和佘城。胡进驻《夨国、虞国与吴国史迹考略》（《华夏考古》3期）对夨国、虞国与吴国史迹进行了考订。吴恩培《”吴为周后“及其对吴国王室的影响》（《史林》3）可参看。
    李民《蔡国始封与蔡姓始祖溯源》（《史学月刊》9期）对蔡国始封与蔡姓始祖问题进行了研究。王健《论周初管叔的方伯地位》（《中州学刊》1期）、牛普济《格国、倗国考》（《考古与文物》4期）可参看。
    先周世系
    张春生《周先公世袭补遗》（《文博》2期）认为，周先世中的后稷应包括弃、台、玺、叔均，并据此对周先世所缺世系进行了补遗。
    西周考古
    王恩田《沣西发掘与武王克商》（《考古学研究（五）》）认为，沣西H18遗物年代跨度很大，其年代无法证明是属于先周晚期的，因而沣西H18与T1第四层所提供的地层关系不具有商周分界的意义。王占奎《成周、成、王城杂谈--兼论西周之得名》（《考古学研究（五）》）认为，成周即汉魏故城的西周城；北窑遗址当即成市 ，西周时代并不存在一座叫王城的城。曹玮《也谈金文中的”周“》（《考古学研究（五）》）认为，金文中作为具体地名的”周“是西周王朝的宗庙所在地，具体指文王在殷商之丰地建立的都城。[日]饭岛武次《洛阳西周时代的遗址与成周、王城》（《考古学研究（五）》）重申了自己关于成周和王城的位置均在洛阳的涧河和瀍河之间的论点。王立新《关于天马-曲村遗址性质的几个问题》（《中原文物》1期）提出天马--曲村遗址有可能是燮父所徙之处。李学勤《晋侯铜人考证》（《商文集》）对晋侯铜人跪坐之形的文化含义、铭文内容、及铜人所属时代等问题进行了论述与考证。刘彬徽《长江中游地区西周时期考古研究》（《考古学研究（五）》）将长江中游地区西周考古文化类型分为楚文化、周文化、越濮文化三个类型，并分别予以论述。
    《周易》研究
    李学勤《新发现西周筮数的研究》（《周易研究》5期）认为长安西仁村陶拍上的数字卦是西周存在《周易》经文的证明。廖名春《长安西仁村陶拍数字卦解读》（《周易研究》5期）认为陶拍上的数字卦来源于《周易》类筮书，其筮数脱胎于阴阳爻画。
    刘大钧《今本、帛本、汉唐本〈系辞〉异同考--兼论帛本〈系辞〉胜于今本系辞》（《孔子研究》5期）对今本、帛本、汉唐本〈系辞〉异同进行了考订，认为帛本胜于今本。刘大钧《帛、今本〈易经〉今、古文字考（乾至蹇）--兼及帛、今本卦辞异文辨析》（《周易研究》6期）、陈蔚松《周原卜甲与〈周易•蛊卦〉》（《周易研究》1期）可参看。
    青铜铭文研究
    《文物》6期《陕西眉县杨家村西周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3期《陕西眉县杨家村西周青铜器窖藏》对杨家村出土西周铜器进行了报道。《文物》6期发表的《陕西眉县出土窖藏青铜器笔谈》发表了马承源等15位学者对这些窖藏青铜器初步研究的意见。
    李学勤《眉县杨家村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6期）对徕盘徕鼎铭文进行了考释，并推断窖藏青铜器应属于宣王后段，李零《读杨家村出土的虞逑诸器》（《中国历史文物》3期）认为，作器者以”逑“为氏，行辈为”叔“，字”五父“，是单氏家族的一个分支。刘源《逨盘铭文考释》（《中国史研究》4期）对逨盘铭文作了考释，并初步讨论了该铭文涉及的西周历史问题，孙亚冰《眉县杨家村四十二、三年逨鼎考释》对四十二、三年逨鼎铭文进行了考释，并讨论了此二鼎铭文对研究西周晚期册命制度、列鼎制度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张天恩《从逨盘铭文谈西周单氏家族的谱系及相关铜器》（《文物》7期）研究确定了盘铭的单氏世系。董珊《略论西周单氏家族窖藏青铜器铭文》（《中国历史文物》4期）讨论了逑器器主的名字、族氏和器主两次册命的职官，以及四十二年逑鼎铭关于杨侯的记载及其地理问题等。
    李学勤《眉县杨家村器铭历日的难题》（《宝鸡文理学院学报》5期）认为，据杨家村所出宣王四十二、四十三年鼎的历日和同时期的鄀公缄鼎可知，当时颁行的历日曾出现过混乱。张培瑜《逨鼎的月相纪日和西周年代》（《文物》6期）、《逨鼎的王世与西周晚期历法月相纪日》（《中国历史文物》3期）对逨盘中记载与西周历法年代和月相纪日有关的内容进行了研究。
    关于眉县新出青铜器，裘锡圭《读逨器铭文札记三则》（《文物》6期）、李学勤《四十三年佐鼎与牧簋》（《中国史研究》2期）、周晓陆《〈徕盘〉读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5期）和《西周”徕器“及相关问题探讨》（《南京大学学报》4期）、何琳仪《逨盘古辞探微》（《安徽大学学报》4期）、刘怀君等《四十二年、四十三年逨鼎铭文试释》（《文物》6期）和《逨盘铭文试释》（《文物》6期）等文可参看。
    蔡运章、张应桥《季姬方尊铭文及其重要价值》（《文物》9期）对新发现的西周季姬方尊的铭文进行了解读。李学勤《季姬方尊研究》（《中国史研究》4期）定此铜器年代为西周穆王后期，并对铭文内容进行了研究。王长丰《〈周公方鼎〉铭文的时代及其铭文书写者》（《中原文物》5期）认为，周公方鼎是周公后人托周公之名而设文王庙时所作的祭器，铭文书写者应为微氏家族的乙祖商。贾洪波《论令彝铭文的年代与人物纠葛--兼略申唐兰先生西周金文”康宫说“》（《中国史研究》1期）认为令彝的年代在昭王时期是可以成立的，并肯定了”康宫说“的正确性。王冠英《再说金文套语”嚴在上，異在下“》（《中国历史文物》2期）认为，此习语是作器者祈求或颂扬先人的在天之灵在天地面前多给自己说好话，并施法给自己降下福祐之意。
    刘宗汉《〈叔夨方鼎〉”王乎殷厥士 叔夨“解》（《历史研究》3期）认为，”厥士“是低级臣工，叔夨并非厥士之一，而应如李伯谦所说，为唐叔虞。杜迺松《金文”句 “、”左守“讨论》（《故宫博物院院刊》3期）对金文中”句“、”左守“进行了讨论。
    冯时《遂公盨铭文考释》（《考古》5期）、潘玉坤《金文”严在上，异在下“与”敬乃夙夕“试解》（《故宫博物院院刊》5期）、连劭名《遂公盨〉铭文考述》（《中国历史文物》4期）、黄锡全《士山盘铭文别议》（《中国历史文物》2期）、刘桓《五年琱生簋、六年琱生簋铭文补释》（《故宫博物院院刊》3期）可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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