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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5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虽然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但是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学术事业日趋繁荣，学科体系多有创新，研究领域不断开拓，研究成果丰硕，学术气氛活跃，人才辈出，中国近代史研究有了显著的发展。回顾中国近代史研究50年来的曲折历程，总结其特点、规律、经验、教训，展望未来走向，将有助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以新的姿态跨入21世纪。 一、学科体系的发展变化从学术事业发展的基本状态和时代特点来说，新中国成立5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1949～1965年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近代史学科确立主导地位和走向繁荣阶段；1966～1976年的扭曲和停滞阶段；1977年以来的复兴、开拓和繁荣阶段。 在第一阶段中，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近代史研究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其最主要的成就是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主导地位。集中表现为以下两点： 首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和教学的主导思想。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1953年成立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并决定成立近代史研究所和历史研究所，创办《历史研究》杂志，编辑出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和“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1。在党中央的号召和倡导下，史学界很快兴起了一次宣传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高潮。从50年代初开始到60年代，由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领头，整个史学界开展了广泛而持续的宣传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批判资产阶级唯心史观的活动，郭沫若、范文澜、胡绳、侯外庐、刘大年、黎澍等人纷纷发表文章，指出历史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2。经过这番宣传和学习，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研究的观念逐渐获得史学界的广泛认同。 其次，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建立了新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体系和学科结构。这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阶级斗争史观和阶级分析法，即阶级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有关这种观念的论述指出：“几千年的文明史上从来没有阶级和平，残酷的阶级斗争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始终”3；“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发展和转化的历史”4；“把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特定历史时代的阶级、阶级斗争规律揭示出来，让人们能够认识它、理解它，这就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根本要求、根本任务”5。二是人民史观，即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和创造者。这一观念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已由范文澜提出，新中国成立后日益成为历史研究的又一主要指导思想。吴玉章指出：“研究历史，第一要认识到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研究历史就是研究劳动人民自己发展的过程。”6不少学者也阐释这一观念，如孙定国认为：“马克思主义既然指出：决定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阶级社会的发展动力是阶级斗争，就会自然而然地进一步得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的结论。”7吕振羽也指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第一次科学地揭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8三是 生产方式决定论，即以生产方式及其变革作为判别社会形态及其转变的标志。这一观念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同，只是在以生产方式整体为决定因素还是以其中的生产关系为主要决定因素上有所分歧。胡绳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组成为生产方式，这是决定社会面貌、社会思想观点、社会政治制度的根本因素。”9范文澜认为：区别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主要关键，是“所有制的不同”，生产工具的变化“并不一定是决定性的”10。 上述三种理论可以说是1966年之前中国近代史各个方面研究的主体理论解释体系，改变了以往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以史料考证和史事叙述为主，缺乏明确的价值评判，甚至混淆是非的状态。与此同时，学术界从上述研究体系出发，特别是从阶级斗争史观和人民史观出发，建立了相应的中国近代史学科结构和研究主线。胡绳的《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一文，对此作了系统论述，并“用阶级斗争的表现”考察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提出了太平天国时期、戊戌维新与义和团时期、辛亥革命时期的“三次革命高潮说”，从而引发了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及其分期问题的讨论。经过讨论，学术界虽然互有异同，但都以阶级斗争史观和人民史观为基本阐释理论，大多赞同胡绳的观点，使中国近代史以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为起点，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终结，以三次高潮为主线，以八大事件为主体内容的学科结构由此形成，从而第一次系统地确立了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和内容结构，结束了以往中国近代史学科结构模糊不清的状态。 在第二阶段中，由于“文化大革命”导致十年浩劫，学术研究备受摧残，“儒法斗争”史和阶级斗争史代替了整个史学，“影射史学”、“实用史学”横行一时，致使中国近代史研究处于基本停滞和严重扭曲的状态。这一阶段所发表的约300篇文章（不含中俄关系），绝大多数是歪曲历史事实的影射之作，如以“儒法斗争”和儒家、法家的概念和标尺去评判一切历史事件和一切历史人物，把洪秀全神化为完人，把孙中山骂为“牛鬼蛇神”，把洋务运动和洋务派完全视为“卖国”和“洋奴”，等等，不一而足。只有中俄关系这一领域，因中苏关系日趋恶化，出于边界谈判的需要，才得以进行一些真正的学术研究。到1976年止，共计约发表了100篇文章和几种专著，着重研究了中俄边界遗留问题，驳斥了苏联学者歪曲事实的观点，澄清了俄国侵占中国领土的历史事实。这在当时的反对霸权主义斗争和中苏边界谈判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为后来的中俄关系史研究打下了基础。这说明，只有实事求是的学术研究才能真正达到既发展学术又服务现实的目的。 在第三阶段中，由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在改革开放的带动下，中国近代史研究迅速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禁锢和病态中解放出来，整个学科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态势，而且形成了反映时代精神的新特色。 其一，更加深入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指导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但也对以往研究工作中所出现的教条、片面、僵化现象进行了反思，日益注意全面系统地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此相应，对以往中国近代史研究以革命运动为主体的内容结构进行了检讨。1981年，刘大年从克服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薄弱环节，全面提高马克思主义研究水平出发，发出了加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倡议11，得到了广泛的响应。1982～1983年间，史学界曾三次集会讨论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问题，逐渐形成热潮。1986年初，冯尔康在《百科知识》上发表《开展社会史研究》一文，引发了近代社会史的研究。同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近代史学科组开始提倡城市史研究，开启了完整意义上的中国城市史研究。 其二，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基础上，引进和采用国外其他有利于史学繁荣发展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拓宽了研究的领域和视野。如政治学、政治文化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城市社会学、经济社会学、民俗学、宗教学、人口学、人类文化学、统计学、地缘学、现代化理论等，都被陆续引进和不同程度地运用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相应领域。与此同时，一些新的研究领域被陆续开发出来，如社会史、城市史、宗教史、人口史、社团史、市民社会史、区域史、现代化史等。一些旧的课题开拓了新的研究视角，如阶级和党派的政治文化、领袖人物的心理素质、社会分层结构和流动、经济史的计量研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