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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注意发挥中国近代史研究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的社会功能。1981年，胡绳提出：要结合现实的需要进行研究，有所侧重，有所创新，既要按照历史本来的面目去说明历史，又要从实际需要出发着重说明那些应该着重说明的问题12。随后，有不少学者就史学社会功能问题展开了讨论，使史学界加深了对史学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认识。在实际研究工作中，不少学者逐渐选择那些对现代化建设有较大借鉴意义的新课题进行研究，有的则带着较强的时代意识从新的角度研究旧有课题，乃至对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体系进行反思和调整，使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思维方式和课题选择，从以往简单地由政治原则出发，逐渐转向兼顾现实需要和历史事实。 其四，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开拓“禁区”、反思“定论”。以前因政治忌讳而缺少研究或没有研究的课题被陆续开拓，如关于租界和租借地的社会模式和影响，黑社会和病态社会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功能，胡适、梁漱溟等灰色人物的思想和历史作用，等等。对以前被基本定论为起反动作用的洋务运动、清末新政、袁世凯政权、南京国民政府、外国在华资本、买办阶级、中外经贸关系、教会的文化传播等事物，以及被定论为完全正确和进步的洪秀全及太平天国政权、义和团运动等事物，都进行了程度不同的反思，力图对其客观存在的正负两面性质和作用，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或作出新的解释。 二、学术研究的创新与开拓新中国成立以后，广大史学研究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重新研究阐释了中国近代史的各方面问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文化大革命”以前，除了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研究已如上述之外，学术界有关中国近代史其他方面的研究进展和成果主要具有如下特点： 特点之一是从现实的阶级斗争、革命斗争和反帝斗争出发，运用阶级、阶级斗争史观和人民史观重新研究各个方面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批评和纠正了外国学者和旧中国史学研究者所提出的一些片面的和错误的观点。对于鸦片战争的研究，指出这次战争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企图奴役中国人民的一次侵略战争，对中国来说是一次正义的反侵略战争，批驳和纠正了国内外资产阶级学者所谓的鸦片战争是一次“通商战争”、林则徐禁烟操之过急等片面的错误的观点。在太平天国史研究方面，指出它既不是如封建地主阶级所说的是一次暴乱，也不是如资产阶级所说的是一场反满运动，而是一次农民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之下，它除了担负起反对封建势力的任务之外，已经担负起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任务。在义和团研究中，主要是肯定了义和团是一场“以反帝为主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从而批驳了以往国内外资产阶级学者把义和团运动贬斥为“匪祸”、“狂热和反动的”、“中国传统的排外心理的表现”、“黄种人敌视白种人”等错误观点。在辛亥革命研究中，最主要的是确认了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批驳了外国学者所提出的辛亥革命是一次“资产阶级改良”、“很难说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只是一次“国内民族革命”或反满民族运动等观点。在中外关系史研究方面，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重点是研究美国侵华史，批驳了旧中国有些学者所说的美国对中国“向尚和平”、“不喜干涉我国内政”、“中美邦交最称亲睦”、“门户开放”政策是为了“谋世界公共的平和”、“实救出中国于瓜分场中”、美国参加八国联军“纯粹为自卫”等美化美国侵略的观点。 特点之二是除了对上述重大历史事件的性质和作用作深入研究之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和开拓还表现在对人民群众和进步人物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研究，开辟了不少旧中国尚未涉及的新领域，以及对某些重要史实的考察。在鸦片战争研究中，论述了广东三元里和东南沿海地区民众抗击英国侵略军的斗争活动，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在抗英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的思想和活动有较深入的研究。在太平天国研究中，对土地制度有较多的研究，并肯定洪秀全的革命思想和反侵略思想。在洋务运动研究中，着重讨论了洋务军用工业的性质及其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开端和官僚资本主义形成的关系问题，以及洋务运动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是具有促进作用还是阻碍作用。在戊戌变法研究中，突破了宫廷斗争的范围，从以前的帝后之争、满汉之争、新旧之争研究扩展到经济、思想、文化，以及与日本明治维新比较的研究，肯定了戊戌变法的资产阶级改良性质，具有代表中国社会发展趋势的进步意义。在辛亥革命研究中，从掩盖阶级斗争实质的孤立的政治活动记述，只研究个别领袖人物和少数知名人士的个人活动，转变为着重探讨革命的经济背景和阶级关系，群众的各种反帝反封建斗争活动，以及领袖、政党、群众之间的关系，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农民、会党、新军、华侨的关系，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是革命的根本动力。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中，最明显的开拓是对人民反侵略斗争的研究。除了对各次中外战争中的人民群众反侵略斗争有较多论述之外，还阐述了近代史上的教案和反洋教斗争、现代史上的省港大罢工、人民收回租界斗争和民众抗日战争等。同时，由于中苏关系密切，开展了中苏友好关系史的研究。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进一步突出了揭露和批判帝国主义经济侵华和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剥削这一主体方向，开拓了有关资本原始积累、资本主义萌芽、民族市场、华侨投资、企业管理、新民主主义经济、少数民族经济，以及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等新研究领域。 特点之三是出版数量可观的论著，尤以具有较强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性的论著和史料书为多，表现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和基础建设扎实有力。“文化大革命”以前，学术界共计出版著作和资料书约250种，发表论文约3300篇。其中，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第4册、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第4册、戴逸编著的《中国近代史稿》第1卷、林增平编著的《中国近代史》等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具有较大奠基和指导意义。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10种资料，既体现了新形成的学科体系，又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资料。各分支学科也都有重要的研究成果问世，如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稿》、汤志钧的《戊戌变法史论》、黎澍的《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陈锡祺的《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丁名楠和余绳武等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卿汝辑的《美国侵华史》、王亚南的《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许涤新的《官僚资本论》、吴承明的《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李新等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都是各相关学科的开创性力作。 1979年之前，中国近代史学科结构以纵向的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序列结构为主，横向的专题序列极为短缺。改革开放以来，除了继续沿用以前的纵向结构序列，继续对有关领域作深入研究之外，横向结构序列迅速发展，并成为学科发展的主体趋势。学科发展的这一趋势，大体可以概括为四个开拓和四种趋向。所谓四个开拓，一是发展和开拓了文化史研究，二是开辟和延伸了社会史的研究，三是兴起和加深了早期现代化（近代化）的研究，四是加强和拓宽了区域史研究。所谓四种趋向，一是各分支学科的整体性研究，二是研究领域上的中外融合，三是研究方法上的多学科交叉，四是对旧有研究体系和领域的反思和开拓。 关于四个开拓。文化史研究以前虽有所涉及，但是作为一个分支学科的总体开拓性研究则是从80年代初才开始的。此后，大量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既有关于近代文化的发展阶段、研究范畴、结构特点等宏观考察，也有关于教育、出版、传媒、社会思潮、哲学流派、中外文化交流、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政治文化、经济文化、政治思想、学术思想、伦理思想、知识分子群体和重要人物等专题探讨，从而在传统的无产阶级文化与地主资产阶级文化对垒的主体构架之外，又构筑了一种以现代化进程为依托，以研究传统文化变迁、西方文化的传播和影响、中国新文化的产生和成长为主体的新构架。社会史研究以前亦有所涉及，最近20年来则使之成为一个概念比较明确的专门研究方向，并开展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初步形成了一个基本的共识，这就是社会史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两个方面，在实际研究中关于人口、帮会、绅商团体、城市社会、社会风俗、灾荒救济等问题的成果较多。除了众多的个案和专题研究之外，也有整体社会史研究的尝试，而且社会史研究的方法已延伸到文化史、经济史、政治史等领域。早期现代化（即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或称近代化）研究的内容，包涵了从现代化理论，到某一时期、某一方面、某一地区的现代化状况，某一阶层或群体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乃至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全过程和总体状况，出版发表了许多著作和论文。这些研究论著既引用了外国的相关研究方法，也结合近代中国的具体情况，形成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的特点。其中所涉及到的问题最突出的有：一是中国传统社会因素与现代化的关系，二是近代中国争取国家独立与现代化的关系，三是中外经济关系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正反双重影响，四是中国早期现代化道路的多元对立竞争性和多变性，如资本主义道路、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和新民主主义道路的并存、对立和竞争。在区域史研究方面，以前大多是行政区域史研究，最近10年中，学术界的研究逐渐向不受行政区域限制的地域史研究方向发展。在地域社会经济史研究方面，已涉及到的有华北地区、东北地区、环渤海地区、东南沿海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长江上游地区、江南地区、华南地区、中共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的沦陷区和大后方地区；属于地域文化史研究的有岭南文化、湖湘文化、巴蜀文化等。此外，边疆地域史、少数民族地域史、香港史、台湾史、澳门史的研究亦正在不断拓展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