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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旧中国，特别是晚清，朝野上下对美国的了解都很贫乏，谈不上对美国史的了解。１８６７年，清政府甚至委任美国卸任驻华公使蒲安臣为“大清国钦差”出使美、英、法、德、俄诸国。这在中国的外交史上留下了一个荒唐绝伦的笑柄。后来，在美国企图扩大在华特权而同中国进行修约谈判中，清政府又由于腐败和外交官的无知而丧权辱国。在经过种种羞辱和失败以后，一向只求苟安的清政府才痛感迫切需要了解外国，于是向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一批赴美的留学生亲眼看到了美国社会的发达、本国的落后和固步自封，以及自己过去对外界的无知，颇有“坐井观天”之感。他们当中有人把自己的见闻和感想写成游记和著作，其中含有不少关于美国社会、政治、经济和历史方面的内容。容闳的《西学东渐记》尤有参考价值。毫无疑问，这些书在介绍美国和美国历史方面曾起到一定的作用，直到今天仍是有价值的史料［①ａ］。 另一方面，一批外国传教士，包括美国传教士，抱着在中国传播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目的，在传教的同时也进行一些文化活动。他们或者通过宣讲，或者出版小册子和书籍向中国人介绍美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早在１９世纪３０年代，由在华的美英传教士和商人创立的“中国益知学会”就曾出版过有关美国历史的书籍。美国传教士高理文还在华人协助下翻译出版了《美理哥合省国志略》。 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之交，欧美列强进一步向外扩张，展开了重新分割世界的角逐，导致国际纠纷和冲突频仍，国际联系进一步增强，中国也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成为列强侵略和争夺的对象而更深地陷入了民族危机，加之戊戌变法运动和辛亥革命相继失败后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促使一批思想敏锐、忧国忧民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更迫切需要研究、了解外国，以寻求救国之道。由于当时美国在世界上经济发展较迅速和民主体制较稳定，自然就成了他们了解和效仿的最理想国家。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孙中山在兴中会誓词中都曾提出以美国政体为蓝本改革政体的思想。正是在这段时期，涌现了一批介绍美国历史、美国独立战争和政治体制方面的中译本书籍。其中有裨治文的两卷本《联邦志略》（湖南新学书局刻本，１８９６、１８９７年），姜宁的《美史记事本末》（求我斋刻本，１９０３年）和《美国独立史》（上海开明书店１９０２年版），俾尔德的《美国的竞争》（上海新文化书店１９１９年版）等。此外还有清人章宗元翻译的《美国宪法》（上海文明书店光绪二十八年版）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著的《美国独立战争》（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１２年版）。 与此同时，美国一再排华和迫害华工的行为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义愤。为揭露和谴责美国政府的排华政策和美国社会上迫害华工的暴行，一批小册子和文章相继出版发表，其中有上海平等社编辑的《美国华工禁约纪事》（上海平等社１９０５年版）和梁启超撰写的小册子《美国华工禁约记》（上海广智书局１９０５年版）等。随着中美之间交往和纠纷的增多，中国学者开始注意中美关系史的研究，不仅翻译了大量美国学者撰写的中美关系史方面的著作，而且自己动手撰写了几部书。其中有蔡元培的《中美外交史》（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８年版），唐庆增的《中美外交史》（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９年版），蔡恭晟的《中美关系纪要》（上海中华书局１９３０年版）。此外，《东方杂志》、《新青年》、《申报月刊》、《世界知识》等刊物上，也纷纷发表有关美国时事述评、政论文章和译文，对美国的政治制度、在国际事务中的活动、对华政策、禁止输入华工、杀害华人等问题和事件进行报道和评述。其中以署名为色里的文章《美国人历来对于华人的屠杀》用词最为激烈。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美国从战争中得到了最大的好处，因而国力大增，第一次在世界上以债权国的身分出现。威尔逊总统所扮演的“和平总统”的角色分外引人瞩目。在１９２１年１１月至１９２２年２月举行的华盛顿会议（又称太平洋会议）上，美国打着保持中国独立和完整的旗号，谋求“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尽管美国完全从自身利益出发提出这项遏制日本独占中国的政策，但客观上起到了某些有利于中国外交的微妙作用。这项政策因而也造成了美国以友好态度对待中国的假象，引起了不少人的好感。有人甚至把美国当成中国的盟友，对它寄予厚望。陈震异还为此撰写了《太平洋会议与中美俄同盟》一书（北京大学１９２１年版）。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的出版界还刊印发行了几种关于美国和华盛顿会议的译本和小册子［①ｂ］。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日本加紧侵略中国。美国的在华利益虽然受到威胁，但它决不可能与日本兵戎相见，只是打着“中立”旗号，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尽量使其在华利益少受损害。中国舆论界虽然对美国的行为有所怀疑和警惕，但由于美国不是公开支持日本，有时对日本的侵略行为还有所谴责，因而对它仍抱有希望［①ｃ］。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美国政府犹豫观望，直到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才被迫对日作战。并与中国建立了同盟关系。不过，在这以前中国政府已经把美国看成最有可能帮助自己的强国，美国自然就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焦点和中国报刊报道的中心。随着中美关系的日益加强，美国的政治动向、对华政策、社会状况也逐渐引起中国政治家、舆论界和学术界的密切关注。 最为重要的是，在此期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所发表的有关美国的评论为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正确的理论和方法。这在中国的美国史研究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新华日报》所发表的一系列呼吁美国政府做一点实际援华工作和评论美、英放弃治外法权、中美签订新约的文章，又为时事报道和评论开了风气之先。尔后，在中国学术界出现了一个介绍、研究美国政治、经济、历史的高峰时期。相当数量的译著、著作和论文陆续出版和刊载，所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包括美国通史、社会史、革命史、经济史、外交史、中美关系史等［②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援蒋反共，使中美关系趋于复杂化。在美国的“调解”下，国共谈判破裂，内战全面爆发。在蒋管区，由于国民党采取高压政策，知识界一般限于翻译外国学者的美国史著作，不发议论。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学者或者翻译苏联学者的著作，或者自撰有关揭露美国侵华活动和扶蒋反共政策的书籍。根据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调查材料：这一时期由中国学者和进步报刊编著的揭露美国的书籍大约有八种，其中有胡华的《美帝国主义侵华史略》（冀中新华出版社１９４７年版），刘大年的《美国侵华简史》（太原铁路管理局１９４８年版）和《美国侵华史》（华北大学１９４９年版）。此外还发表了大量关于要求美国改变政策，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和援蒋反共的文章。 总起来看，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美国史的研究和教学都十分薄弱，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和教学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以前的近半个世纪里，只在部分大城市设立的大学里开设过１９门美国史课程，分布极不平衡。其中在上海高校设置的课程就有１４门，占绝大多数。这些课程都是因人而设并随着人员的流动而变动，既不系统又不固定，且时断时续，其研究成果也十分有限。１９４９年以前，正式出版的有关美国问题的译著和著作共６４３部，其中历史方面的书籍只占７。４６％，且多为译著［①ｄ］。 诚然，这一切都是历史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值得珍惜，但毕竟是太少了。撇开质量和观点不说，单是数量就同中国的大国地位很不相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