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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也是美国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著述颇多［①ｇ］。多数论著都沿用传统的观点，但也有不同看法。陆镜生认为，美国工业革命的开始不应当早于１９世纪３０年代，因为在此以前，美国还处于依赖欧洲，特别是依赖英国的地位，不具备工业革命的条件［②ｇ］。冯承柏则认为美国工业革命的开端与工厂制的建立有关，大概发生在１９世纪４０年代［③ｇ］。此后，徐玮和龚淑林又对美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进行了探讨［④ｇ］。 随着我国开发西部构想的提出，美国西进运动引起了越来越多史学工作者的关注。据不完全统计，８０年代发表的有关美国西进运动的论文将近４０篇。早在１９７９年１２月在武汉举行的世界史学术讨论会上就有学者对美国西进运动的重要作用和过去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提出质疑，认为除了土地扩张、屠杀印第安人的阴暗面以外，它还体现了美国资产阶级的创业经历和“广大移民披荆斩棘、吃苦耐劳的精神，……它不仅直接推动了农业，而且带动了交通运输业和各个工业部门的发展”［⑤ｇ］。不过，最早著文明确指出西进运动对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的是杨生茂先生。他在《试论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及其学派》一文中写道：“西部土地对于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无论用什么动听的字眼来形容，恐怕也都不能算作过分的”［⑥ｇ］。随后，何顺果对美国西进运动进行了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先后发表了《美国西进运动初探》（《美国史论文集，１９８１-１９８３年》，三联书店１９８３年版）、《西进在美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历史研究》１９８４年第３期）等论文，并于１９９２年出版了专著《美国边疆史--西部开发模式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何顺果在论著中阐明了西进运动兴起、发展、结束的历史过程及其所起的重要作用，指出西进运动除了负面影响以外，它更是一场群众性的拓殖运动，而拓荒农场主则是它的主要动力。张友伦着重对西进运动的评价问题发表了见解，认为美国西进运动实质上是一场资本主义制度下开发广大西部的群众性运动，不可避免地带有残酷性，但决不能因为存在这些阴暗面而贬低，甚至否定其重要作用［①ｈ］。此外，还有不少学者从另一角度对美国西进运动发表了看法。 政治史是一个旧课题，但过去探讨的深度很不够。在我国进行体制改革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政治制度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开始全面地较为客观地研究美国政治制度形成和发展过程及其在各个历史阶段的作用。它的涉及面很广，包括美国宪法、两党制、国会、总统制、院外集团、联邦制与州权，国家政权形式的演变和文官制度改革等内容。在这个领域的专著有沈宗灵的《美国政治制度》（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版），曹绍濂的《美国政治制度史》（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陈其人、王邦佐、谭君久的《美国两党制剖析》（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年版）和李道揆的《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等。其中李道揆的著作是迄今论述这一课题最全面，内容最充实、影响最广泛的著作。 如何评价美国宪法？是中国美国史学界讨论比较集中的问题之一。余志森认为，就美国宪法的性质来说，它是资产阶级和种植园主对美国人民实行统治的根本大法［②ｈ］。宋子海认为，同封建专制相比较，美国宪法无疑是一个进步，它所采用的分权制衡原则保证了资产阶级的民主［③ｈ］。刘祚昌对美国宪法的保守性和民主要素进行了深入剖析，认为“三权分立”本来是保守派为了限制人民权力而设置的体制，但相互制衡也“可以防止出现独裁或暴政，可以保障资产阶级民主”；美国宪法虽然加强了中央权力，但也把相当多的权力留给各州，从而“保障了人民自由及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此外，确立共和制、“实行民选政府制度”，由文官政府控制军权，规定宪法修改程序等民主要素也都显示了这部宪法的进步性［④ｈ］。 美国两党制问题也是史学界注意的焦点。学者仍对两党制的产生、确立、性质和作用，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两党政治进行了探讨，发表了一系列专题论文［①ｉ］。其中《美国两党制剖析》一书对这个问题论述得比较全面。而争论比较集中的问题是两党制形成的时间。曹绍濂、陈其人等几位学者认为，美国两党制是在内战后形成的。黄德禄和黄绍湘认为两党制形成的时间是在内战前［②ｉ］。黄柯可则认为，两党制在１９世纪２０年代末至３０年代产生，到５０年代中期确立，其标志是两大党轮流执政形成制度［③ｉ］。除此以外，还有不少文章涉及美国文官制度改革、国家职能、政权形式的演变、州权和市政改革等问题［④ｉ］。 美国外交史、特别是中美关系史是近年来成果十分突出的研究领域。据统计，仅在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８９年的十年间，在各种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就有６５３篇、译文２９４篇，资料６５３篇［⑤ｉ］。不仅数量可观，而且内容广泛，既有综合性论述美国和几大洲的外交关系史，也有专门论述美国重大外交事件和人物的文章。美国外交政策的演变，尤为我国学者注意。从美国推行孤立主义、新孤立主义、绥靖政策、反法西斯同盟、雅尔塔秘密交易、美国对日政策、对华政策的演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行“遏制”和“冷战”等问题都是学者们深入讨论的课题，并发表了大量有见地的文章。一批经过深入研究，很有影响的著作也陆续出版。其中有杨生茂主编的《美国外交政策史》（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资中筠著《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１９４５-１９５０》（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李庆余的《美国外交：从孤立主义到全球战略》（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华庆昭的《从雅尔塔到板门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陶文钊的《中美关系史：１９１１-１９５０》（重庆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时殷弘的《敌对与冲突的由来--美国对新中国的政策与中美关系：１９４９-１９５０》（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王晓德的《梦想与现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等。１９８９年，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和中华美国学会合编的文集《中美关系十年》。 随着亚太地区地位的日益重要，引起越来越多中国学者对这方面问题的关注。时殷弘的《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１９５４-１９６８》（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王玮主编的《美国对亚太政策的演变：１７７６-１９９５》（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赵学功的《朝鲜战争中的美国与中国》（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相继问世。在美国和其他美洲国家的关系方面也有一定数量的论文和著作。其中有洪国起、王晓德的《冲突与合作--美国与拉丁美洲关系的历史考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和杨令侠的《加拿大与美国关系史纲》（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等。 美国社会运动史是新中国成立后比较受重视的一个领域。它包括工人运动、黑人运动、妇女运动等内容，发表的文章很多［①ｊ］，近年来又有几部专著陆续出版。其中有陆镜生的《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史》（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张友伦、李剑鸣主编的《美国历史上的社会运动与政府改革》（天津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张友伦、陆镜生：《美国工人运动史》（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等。 ８０年代，美国黑人史研究继续取得进展。唐陶华的《美国历史上的黑人奴隶制》（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一书对美国奴隶制的形成、发展和废除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并揭示了种族主义的历史根源和顽固性。刘绪贻的《从合法斗争到非暴力群众直接行动》和侯文惠的《马丁·路德·金和美国黑人运动》两文侧重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黑人运动，强调非暴力直接行动的群众性、坚决性和正视现实的斗争精神，并指出这是一种符合美国国情的斗争方式。 在美国史学流派、专题史学、史学家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的边疆学派是中国学者评论的焦点之一。杨生茂、丁则民等曾著文介绍特纳的学说，但侧重揭露它为美国对内对外政策服务的一面［②ｊ］。１９８４年杨生茂主编的《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商务印书馆）一书问世，对特纳及其学说进行了全面的评介，既指出其为美国政治服务的一面，也充分肯定其在美国史学中的重要地位，认为特纳的《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无疑是美国历史编纂学中一个里程碑。” 近年来，中国学者对美国史学的发展，“新左派”史学和其他专题史学都有评述。其中有罗荣渠的《当前美国历史学的状况和动向》（《世界历史》１９８２年第５期），余志森、王晴佳的《略论美国当代史学研究的演变》（《世界史研究动态》１９８６年第１、２期），张广智的《美国“新史学”述评》（《世界历史》１９８４年第２期），李世洞、武剑榕的《美国历史重大问题史学观点评介》（《美国历史研究资料》１９８９年第１期），杨生茂的《试论威·阿·威廉斯的美国外交史学》（《美国史论文集》，三联书店１９８０年版），黄绍湘的《评美国“新左派”史学》（《世界史研究动态》１９８０年第２期），张友伦的《初论美国工人运动史学》（《世界历史》１９８４年第２期），张友伦、倪亭的《试论美国西进运动史学》（《世界历史》１９８５年第６、７期），冯承柏的《关于美西战争起源的美国史学》（《南开学报》１９８１年第１期）等。 美国史研究取得进展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争鸣的气氛已初步形成，学术空气日趋活跃。学者们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发表了不同的见解。争论的问题很多，包括美国历史的开端、孤立主义、对汉密尔顿和林肯的评价、《门罗宣言》、工业革命的起迄时间、美国对待中国领土的态度、传教士的作用、华工问题等。其中争论最集中的问题有两个：一是“门户开放”政策，二是罗斯福“新政”。 汪熙在《略论中美关系史的几个问题》（《世界历史》１９７９年第３期）中对“门户开放”提出了新见解，认为它一方面承认列强在华势力范围，要求贸易机会均等；但另一方面又尊重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客观上对列强侵略中国有所抑制缓和。丁名楠和张振ｋūｎ＠①不同意这种看法，指出“门户开放”政策的目的是保持和扩大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并进一步剥削中国人民，是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政策［①ｋ］。罗荣渠则认为，尽管这个政策是根据美国利益提出的，只反对列强排斥美国的在华利益，但在中国的国际政治中还是起过某种微妙作用的［②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