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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美国政府推行全球战略，争夺世界霸权，敌视共产主义，在国际关系中形成了持续几十年的“冷战”时期。美中关系也由于美国政府采取的敌视新中国的政策而导致双方断交并处于对峙状态。朝鲜战争的爆发又使美中关系恶化到极点。客观形势要求中国社会各方面人士了解和认识自己的对手，中国学者也就责无旁贷地加强了对美国的研究。然而，由于中国当时处于被隔绝状态，资料来源有限，对美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评论又往往是极为敏感的问题，因此有组织的研究工作只局限在很小的范围内，一般都是由中央涉外部门的研究机构来承担的。在一般的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中，通常是由学者个人对不太敏感的或者能够配合形势的课题进行研究，发表成果。在新闻界则出现了大量揭露美国支持台湾当局，封锁中国大陆，发动侵朝战争的报道和政论文章、宣传小册子。这些文章和小册子曾经对清除盲目崇美、亲美思想起过积极作用，是中国美国史研究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不过，这些作品中大部分是适应形势需要而写的，缺乏深入研究的基础，严格说还不算学术性著作。其中比较系统和有一定学术价值的则要算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钦本立的《美国经济侵华史》，卿汝辑的两卷本《美国侵华史》和胡绳的《帝国主义和中国政治》等书。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还被译为俄文出版，并被列入原苏联历史学家祖波克的《美国史纲》的参考书目。 此外，出版部门为了配合形势，曾组织国内学者翻译了相当数量的外国图书资料，在此基础上编辑出版了一系列有关美国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的文件汇编［②ｄ］。这些资料的出版对于日后研究美国外交史具有一定的意义。 尽管当时的条件极为困难，但令人可喜的是，在美国史研究的奠基性工作方面，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果。这就是由中国留美学者、具有渊博学识和高度理论素养的黄绍湘先生编著的《美国简明史》，它是新中国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材料丰富的美国史著作，曾得到原苏联著名美国史专家叶菲莫夫的称道。她的另一部专著《美国早期发展史，１４９２-１８２３》也于１９５７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两部书在出版后的３０年间，一直是我国高等学校广泛使用的教材，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但是由于当时中美处于敌对状态，国内政治运动频仍，缺乏宽松的学术环境，《美国简明史》对美国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不免有某些偏重批判而忽略全面分析之处。好在本书再版时作者又增加了许多新材料，并做了较大幅度的修订，对其中的不足有所弥补。修订后的书已经是一部洋洋６０余万字的巨著，至今仍具有广泛影响。 ５０年代正是我国向原苏联全面学习的时期。原苏联学者的著作被大量翻译出版，成为高校的主要教材和参考书，其中也有不少关于美国史的著作［①ｅ］。原苏联学者的著作，资料丰富，结构严谨，有相当深厚的研究基础，确实是很好的参考书，但由于受到“冷战”气氛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在观点和方法上不免存在着僵化和片面性。而这些负面影响又使本来就比较沉闷的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受到更多的束缚。美国学者的著作也有选择地被译为中文，如“老左派”史学家菲力普·ｓ·方纳的《美国工人运动史》第１卷、威廉·福斯特的《美国共产党史》出版后，很快就成为国内高校的重要参考书。 ６０年代是国际风云多变的年代，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既对抗又妥协；中苏两国交恶。中国需要改变过去倒向苏联的倾向，开展全方位的外交，加强同西方国家的交往，增加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联系。１９６３年底，毛泽东主席发出了关于“加强外国研究”的指示，国务院随即按照这项指示要求在全国有条件的高等学校和社会科学研究机关设立研究外国问题的专门机构。１９６４年，根据国务院的统筹安排，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室、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室正式成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两个最早研究美国历史的专门机构。两个研究室本应承担起开创我国美国史研究新局面的责任，但不幸的是，在成立后工作刚起步时就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研究人员被调离、遣散，资料散失或者被毁坏，研究工作被迫停顿达１０余年之久。留下来看守研究室的少数人员也只能在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利用频繁的“会议”之余做些不引人注目的工作。例如，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和期间，编写《美国黑人运动大事记》和编译《美国霸权主义对外政策资料选辑》。但两部书稿均未正式出版，只留下了少量的铅印本和油印本，使用的范围十分有限。１９７２年以后，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室恢复工作并取得了两项成果：《美国１８９８-１９７８年大事记》和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美国的卡片，可惜均未能出版。 黑人运动史是新中国成立后颇受关注的一个问题，又因为６０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的高涨，自然就成了当时学术界议论的焦点。其间发表的论文数量和涉及的问题很多，包括奴隶制的由来及性质、废奴运动、黑人斗争、逃奴和南方黑人的土地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黑人运动的特点、民权运动和黑人运动的领袖人物等。在诸多的论著中，杨生茂先生主编的《美国黑人解放斗争简史》（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尽管它不可避免地在某种程度上受“文化大革命”影响，但仍不失为一本较完备、系统，资料丰富，具有相当学术水平的书。 从全国范围来看，６０和７０年代的美国史研究基本上还处于分散、自发的状态。不过，在各种刊物上发表的美国史论文的数量还是相当可观的。文章的选题涉及面很广，归纳起来，大致有八个方面：１。人民运动，包括黑人运动、契约华工的反抗运动，谢司起义等；２。独立战争，包括对《独立宣言》的评价、独立战争胜利的原因等；３。美国的宪法和美国的政治制度；４。美国的经济危机和改革，对“新政”的评价；５。美国的对外政策，包括对外政策的思想依据、门罗主义，对非洲、拉丁美洲的干涉和侵略，对日本、朝鲜、中国政策和对华侵略，古巴、巴拿马问题等；６。美国的“西进”运动和农业发展问题；７。北美殖民地时期的土地和政治制度问题；８。对美国总统和思想家的评价，等等。 在７０年代，学者个人撰写的有分量的美国史著作要算刘祚昌先生的《美国内战史》（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了。这是由我国学者撰写的论述美国内战的第一部专著，近５０万字，该书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好的影响。黄绍湘先生于５０年代写的《美国简明史》，差不多也是在这一时期修订的，于１９７９年问世。后来，她的《美国早期发展史》的修订本--《美国史纲１４９２-１８２３》也于１９８７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 总起来看，从新中国成立到７０年代末期以前，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在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努力下，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是它在多变的政治大气候的影响下，历经曲折，甚至被迫中断。由于“双百”方针不能贯彻落实，人们的思想被禁锢，美国史研究除了反映那些能够配合形势需要的内容之外，几乎都是“禁区”。“左”的影响已经深深地渗透这个学科，研究领域十分狭窄，对事件和人物的评价也往往受这种影响而缺乏实事求是。 三 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改革开放政策，为我国的美国史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学术环境。１９７９年１月，由于中美建交，在报刊杂志上多少出现了一些关于美国的比较客观全面的报道，中美两国的学术交流也已启动。我国的美国史研究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然而，在经过长期隔绝后要使美国史的研究全面铺开，在短期内取得较大成就，尚有许多困难和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研究人员严重不足，而且很分散；没有一个团结和协调的全国性学术研究团体或组织。因此，首要的任务就是进行队伍建设。进行队伍建设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成立专门机构，增加科研人员；二是建立学术团体，密切与分散在各地的研究人员的联系，协调相互间的研究工作，并给以必要的支持和引导，使之能充分发挥各地的优势，推动全国性研究工作的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