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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９年４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倡导下，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美国史专家刘绪贻、杨生茂、丁则民、邓蜀生等先生在武汉大学聚会，筹备成立全国性的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在他们的倡议下，同年１２月６日，由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的有关学者发起，在武汉举行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学者一致推选黄绍湘先生担任第一任理事长，刘绪贻、杨生茂、丁则民任副理事长，秘书长由刘绪贻兼任。研究会成立后还聘请宦乡、陈翰笙、陈翰伯三位资深外交家和学者担任顾问。１９９３年，研究会还邀请著名外交家黄华担任名誉理事长。 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下列三个方面：１。在分期标准问题上反对“单纯以阶级斗争为划分标准”；２。在关于经济高速发展问题上，认为美国经济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就停滞了，或者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就停滞了”的说法不符合事实；３。主张重新评价罗斯福“新政”和罗斯福本人。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成立以来已度过了１８个春秋，举行了八届年会，选举更替了七届理事会。它不仅已成为交流和指导我国美国史研究的中心，深受全国美国史工作者的欢迎，而且在学术研究方面也取得了累累硕果。十几年来，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共出版会刊《美国史研究通讯》７２期，论文集５部，翻译资料多种，并组织会员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六卷本《美国通史丛书》。该书由刘绪贻、杨生茂担任主编，截止目前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四卷：刘绪贻主编的第六卷《战后美国史，１９４５-１９８６》（１９８９年），丁则民主编的第三卷《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１８６１-１９世纪末》（１９９０年），张友伦主编的第二卷《美国的独立和初步繁荣，１７７５-１８６０》（１９９３年），刘绪贻主编的第五卷《富兰克林·ｄ·罗斯福时代，１９２９-１９４５年》（１９９４年）。其余两卷正在撰写和加工中。这套丛书是迄今由我国学者集体撰写的资料最丰富，分量最重的一部著作，反映了当前我国美国史研究的总体水平。此外，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在开展国际交流和推动学术研究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１９８１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成立，这是我国第一个研究美国的多学科综合性机构。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美国学开始起步，对于美国史研究的发展具有很大推动作用。另外，在美国研究所的筹划下，１９８９年初中华美国学会宣告成立。这是一个全国研究美国的综合性学术团体，包括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在内的有关学科的研究会都成为该学会的团体会员。中华美国学会成立后，不仅在指导各所属研究会的研究工作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组织中外学者就有关重大问题进行座谈。应当特别指出的是，中华美国学会还通过不懈的努力，建立了出版补贴基金，缓解了美国学学术成果出版难的问题。近年来，仅美国史方面受到资助出版的著作就有十几部。 在建立学术机构方面的另一个重大举措是南京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交流中心的成立。该中心拥有一流的师资，现代化的教学设施和丰富的图书资料，既起到了中美文化交流中心的作用，又成了我国培训美国学研究人员的重要基地。不少美国史研究会会员都曾在这里接受过培训，并取得了良好效果。除此以外，自１９８４年起，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河北师院及一些外语院校还相继设立了研究美国问题的所、中心、室等机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已故美籍华裔学者万心蕙教授为九江师范专科学校设立的美国研究中心。经过几年的努力，该中心已初具规模，拥有几千册藏书，成为我国美国史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 随着中美学术交流日益频繁，从８０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学术界举办了一系列研讨中美关系和美国社会的国际学术会议。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北京大学和美国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首次在北京联合举办了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双方就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中美关系中的一些敏感问题坦率地交流了看法，从而增进了中美两国学者间的相互了解。１９８７年１０月，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与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为纪念美国宪法制定两百周年在北京举行国际学术讨论会。有关人士向与会的中美学者分别做了关于美国宪法史、宪法修正案、杰斐逊与宪法、宪法与文化、宪法与外交、分权与总统风格等８个方面的专题报告，并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讨论。 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泛的恐怕要算中华美国学会于１９９１年５月在北京召开的２０世纪美国与亚太地区国际学术讨论会了。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来自美国、加拿大、原苏联、蒙古、日本、印度、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其后，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与山东大学于１９９３年８月共同在山东威海举办了国际学术会议，就美国现代化问题展开讨论，会后出版了会议论文选辑《美国现代化历史经验》。１９９６年８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又与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在长春召开了美国城市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从８０年代中期开始，来华访问和讲学的美国学者日益增多，其中有按富布赖特计划和中美校际交流计划定期到我国高校讲学的学者，也有应邀短期访华的知名专家。应邀和按各项交流计划赴美访问、讲学、参加会议的中国学者。还有相当数量的青年学者和研究生通过考试或按照交流计划在美国的高等学校攻读博士学位。中美两国日益频繁的学术交流不仅增强了两国学者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而且对于我国的美国史研究走向世界，与国际学术界接轨起到了推动作用。 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美国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首先表现在论著的数量上。据不完全统计，１９７９-１９９０年出版的美国学著作和译著近２７００种。其中２０万字以上的美国史著作约为１７０部，平均每年１５部［①ｆ］。同期发表的美国史论文４３０篇、译文４７９篇，资料１６１篇［②ｆ］。在我国从事美国史研究队伍较年轻的情况下，这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成绩。 美国史研究的成就还表现在研究领域的拓宽和深入。过去，不仅研究领域狭窄，而且缺乏深度，一般只限于政治史，存在着许多空白和禁区。但是，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研究领域已大为拓宽，包含史学理论和方法、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移民和种族关系、国际关系、社会运动、宗教、城市史、地区史、工人史、妇女史、档案资料和书目等。 １９７８年以后，首先引起我国学者关注的是美国的经济发展。大家都希望从中探寻有益的经验教训，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提供借鉴。这方面的论著颇多，美国的经济思想及政策、工业史、农业史、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二战后的经济危机、经济发展速度和西部开发等各个方面。徐玮的《美国近代经济史》（黑龙江科技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和胡国成的《塑造美国现代经济制度之略》（中国经济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两本专著，均从总体上论述了美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线索、不同的发展阶段、经济政策、经济立法和现代经济制度的由来。黄安年的个人文集《美国社会经济史论》（山西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则以变革为主线，阐述了美国经济所取得的成果。 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及其原因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关系比较密切，因而也成了这一时期的热门课题。１９７９年，张芬梅在《徐州师范学院学报》上发表了《后来居上--１９世纪末美国经济跃居世界首位的原因》一文。第二年，三联书店出版的《美国史论文集》又收入了徐玮的《美国南北战争后经济高速度发展原因浅析》，黄安年的《美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条件》，张友伦的《试论１９世纪美国工业革命后来居上的几点原因》３篇论述同一问题的文章。这几篇文章认为，美国历史上不存在封建制度，两次资产阶级革命又消除了从欧洲带来的封建残余，因而使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在更为牢固的基础上；交通运输业先行；雄厚的农业基础；引进先进的技术和外资；发展教育和科学技术；政府的扶持政策；丰富的自然资源；长期的和平环境；领土扩张和对印第安人、黑人的掠夺；两次世界大战和侵朝、侵越战争对经济的影响和刺激等。除此以外，还有不少文章从不同角度，集中探讨了美国经济发展较快的某一方面的原因，使这一讨论更加深入。 美国农业发展道路是过去经常论及的问题，近十几年来围绕这个问题又作了重新探讨，提出了新的观点，所发表的论著相当多。潘润涵、何顺果的《近代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式道路”》（《世界历史》１９８１年第１期）和张友伦的《美国农业资本主义道路初探》（《世界历史》１９８２年第２期）对“美国式道路”的内涵，形成的历史条件，开始和确立的时间、特点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论述。潘、何的文章还强调“美国式道路”是通过斗争，包括革命战争才得以实现的，而强大的民主力量则是实现这条道路的决定性原因。随后，张友伦的专著《美国农业革命》又结合美国农业发展历史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并强调这条道路应当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的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