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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四种趋势。对中国近代史及传统分支学科的研究，在以往的基础上，以开拓进取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开始进行全面的整体性研究，各种整体性巨著陆续问世。如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章开沅和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金冲及和胡绳武合著的《辛亥革命史稿》、严中平和汪敬虞先后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许涤新和吴承明先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从70年代初开始编写的《沙俄侵华史》也全部完成，这些巨著都具有较大的国内外影响。在中外学术融合方面，80年代以后，不仅逐渐增加了中外学术交流和对话的共同话题，而且使中国的不少课题研究跟上了国际步伐，有些课题研究还产生了较大的国际影响，如城市史和现代化比较研究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合作研究时有开展。商会史研究更是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并影响和推进了外国的同类研究。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方法方面，80年代之前除了经济史采用历史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两种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之外，其余中国近代史分支学科和专题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单一的历史学研究。80年代以后，采用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及其相应的分支学科和专题研究，日益受到中国近代史学界的重视、认同和推广。与上述变化相适应，引发了对旧有中国近代史研究体系、内容结构的反思和创新。从80年代初开始的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讨论，对以前形成的以反帝反封建的阶级斗争为基本线索，以“三次高潮”和“八大事件”为主体内容的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体系和内容结构进行了反思。大多数学者主张突破原有体系，扩大研究范围，丰富学科内容，全面地研究近代中国的历史，特别应加强近代化过程的研究。对于内容结构，除了上述以三个开拓为主体的横向发展之外，还开拓了中华民国史、抗日战争史和革命史或中共党史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使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真正涵盖了1840～1949年的全部历史。 三、目前存在的问题和今后发展的方向1980年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缺陷和不够成熟之处，需要在深化研究的过程中加以克服。 第一，关于运用新方法、开拓新课题与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问题。如前所述，引进外国学术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繁荣发展和走向世界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在实际研究工作中，在某一理论、某一方法引进的初期，往往尚未很好理解消化就匆匆采用，不能很好地与相应题材和史实相结合，出现了一些令人遗憾的缺陷。如生搬硬套某一理论模式或框架，简单搬用某些新词汇和术语，理论方法与研究内容缺乏必然的内在联系，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脱节，以论取材，以偏盖全，等等。这些现象使有些研究成果除了在表现形式和表述用语上求新之外，并无多少实质性的新意。有些研究成果不能使新理论方法的运用发挥特有的效用，不能形成新的研究体系和特色，只是停留在某种历史现象陈述的水平上，从而失去采用新理论方法的意义。进入90年代以后，这种现象虽然逐渐减少，但是仍然有所存在。除了克服这些缺陷，还应克服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在新课题研究中已经不再适用的片面认识。我们应该知道，除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仍可以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之外，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还蕴藏着丰富的社会发展史、现代化、市民社会等方面的思想，这些都适用于新课题的研究。因此，努力发掘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所蕴藏的各种适用于指导中国近代史新课题研究的思想方法，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一项重要工作。 第二，关于时代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问题。历史研究时代性的强弱、广窄，与历史科学社会功能发挥的大小密切相关。但是，如果过分注重时代性，甚至与历史事实相脱离的话，那么就会使历史研究庸俗化，甚至沦为比附史学。198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时代性明显加强，许多新观点的提出和新课题的开拓，都与现实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有关，其中不乏时代性与科学性统一较好的研究成果，使史学的社会功能，从单一的爱国主义教育扩大到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多方面的历史借鉴。但是，在加强时代性的同时，也存在着某些忽略科学性的现象，如过度翻案，过分肯定外资入侵对晚清开放和资本主义发展的促进作用，滥用“近代化”称谓，过高或片面评价某些有争议的历史人物的作用，等等。 第三，关于内容结构的问题。198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虽然开拓了不少新的领域，但受原有基础的制约，仍然没有形成一种比较完善的内容结构。在题材结构上，政治史仍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和政治事件研究为主。在经济史研究中，国民经济方面研究较多，社会经济方面研究较少。对生产关系、生产领域、工业经济、城市经济研究较多，对生产力、流通领域、消费领域、市场结构、金融经济、商业经济、农村经济研究较少。对经济体制、经济法制、企业管理、企业集团、企业家群体和经济社会的研究则刚刚起步。在文化史研究中，对精英文化、文化形态、政治思想的研究较多，对大众文化、社会文化、经济文化、文化传媒、学术思想的研究较少。社会史研究则刚刚起步不久，整个学科尚处于薄弱状态。从现有倾向看，关于人口、帮会、工商团体、城市社会、社会风俗、自然灾害等问题的研究较为集中，成果也较多，对家族、同乡团体、文化学术团体、农村社会、社会结构、社会治安、社会救济、社会心态研究较少。微观的个案研究较多，宏观的综合研究较少。在空间结构上，研究沿海地区、发达地区和政治文化中心地区的较多，研究内陆地区、落后地区和偏僻地区的较少。在时间结构上，除政治史之外，研究“五四”运动前的较多，研究“五四”运动以后的较少。 学术研究发展的取向，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按照学术研究本身的发展逻辑循序渐进，也就是加强和弥补以往研究中的薄弱和空白领域。二是根据本国和世界的未来社会发展趋势，开辟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研究领域。 就学术研究本身的发展逻辑而言，克服和弥补上述缺陷，加强研究内容结构中的那些薄弱方面，无疑是今后中国近代史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克服和弥补那些在引进和运用外国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中所存在的缺陷，也是今后中国史学发展需要继续努力的一个方面。要克服这些缺陷，首先，必须要在全面深入理解新理论方法的基础上，运用其理论原理构筑研究体系和分析问题，注意采用恰当而必要的模式框架和词汇术语。其次，要讲求理论方法与题材内容的内在一致性和不可替代性。第三，要使中外史学研究方法实现优势互补，把理论分析与历史事实有机地结合起来，融会贯通，浑然一体，坚持中国史学的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优良传统。第四，要根据近代中国的具体国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对引进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检讨修正，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 一些采用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的新兴学科，无疑将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继续发展。具体到某一个学科，则应视其目前的研究状况和存在的不足之处，选择不同的发展方向。如研究社会史、社团史、市民社会史、区域史等，需要采用历史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理论相结合的学科交叉研究方法，否则难以取得较好的成果。 城市史研究，目前已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并已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但是大多限于单个城市的内部状况的研究。在对城市作全面性的、群落性的、外部网络系统和内部管理系统的研究方面，国外的同类研究明显领先于中国，如美国的施坚雅教授对中国城市的总体状况有较深的研究，日本的滨下武志教授对香港的外部网络颇有研究，中国的学者今后应加强这方面研究，取长补短，形成自己的特色。 人口史研究也是一个成果较丰富、较成熟的学科，但是目前的研究大多仍停留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的研究模式上，如人口的数量变动、地理分布、区域流动和自然结构等，而在人口的社会结构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方面，对人口的城乡结构和流动、阶级和阶层结构虽有所研究，但仍有较多缺口。对人口的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和职业结构的研究则近乎空白。这种人口社会结构研究的欠缺状况，不只是存在于中国，可能也是外国同类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是中外学者今后需要共同努力的方向。 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其研究成果和学科成熟程度与上述两个学科相似。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是一种二元型结构，一方面是在外力影响下仿效和移植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社会和新型城市的产生发展过程，另一方面是在外来刺激和内在机制的合力作用下的中国原有经济、文化、社会和城镇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过程。目前的研究较多地集中于前一方面，对后一方面虽然已有所研究，也有一些优秀的成果问世，但多限于文化层次，以及少数几个区域、村落和行业，与前一方面相比仍显得相对不足。在中外现代化比较研究方面，中外学者都已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但较多地着眼于现代化实现程度差别和文化、政治条件的不同，较少研究制约现代化进程的社会和制度机制的差异。今后对这些薄弱环节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