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大一统”观
    纵观中华民族整个历史，时而分裂，时而统一，但总的趋势是全民族的“大一统”，就象长江黄河一样，尽管忽而南，忽而北，最终的归宿仍是大海。这在今天看来是再明白不过的，可是在司马迁的时代却很难看出这点的。甚至后来的罗贯中写《三国演义》还主张“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大循环。况且司马迁生活在短命秦朝覆亡后刚刚诞生不久的汉王朝，许多问题还有待于历史作进一步的验证。司马迁高瞻远瞩，热情讴歌“大一统”，维护祖国统一。
    司马迁的“大一统”思想不仅与他所生活的时代有关，更主要的是从他父亲司马谈那里继承来的，就连司马谈在临终遗嘱中也不放过对儿子灌输“海内一统”思想机会。⑥司马迁没有背离父亲的教诲，在他的《史记》中第一次为少数民族立传，以历史的形式确定蛮、夷、戎、狄为华夏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开我国正史中为少数民族立传的先河。这不仅体现司马迁的民族史观，而且也体现他的“大一统观”。“一统观”产生很早，所谓“《春秋》一统”，但是司马迁的“一统观”与其是有区别的。在范围上，《春秋》所述不过中原地区，司马迁的《史记》不但包括中原而且也包括“四夷”；在性质上，《春秋》强调“兴灭国，继绝世”的王权分立，《史记》则强调“席卷四海，内辑亿万之众”的国家统一；在时间上《春秋》所述上起于隐公元年，下止于获麟仅二百四十余年；《史记》则上起于黄帝，下止于太初，横亘三千余年。因此梁启超认为《史记》表达“历史之整个观念。从前的史，或属于一件事的关系文书--如《尚书》；或属于各地方的记载--如《国语》、《战国策》；或属于一时代的记载--如《春秋》及《左传》。《史记》则举其时所及知之人类全体自有文化以来数千年之总活动治为一炉。自此始认识历史为整个浑一的，为永久相续的。”⑦
    基于司马迁的“一统观”，所以《史记》对于为统一祖国作出贡献的人总是给予赞扬。统一天下的五帝、商汤、周武王自不必说，即便本朝的高祖刘邦，虽然司马迁认为他心胸狭窄，不讲信义，但对于他统一中国的功绩则予以充分肯定。他说“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向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⑧
    至于秦始皇，司马迁说他“蜂准、长目、鸷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⑨但是一面又说：“自缪公以来，稍蚕食诸侯，{K1B502.jpg}成始皇。”⑩“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11）
    司马迁从“一统观念”出发，对于那些搞分裂的人表示不屑一顾。在《项羽本纪》中虽然对项羽饱含同情，但对于他“分裂天下”而导致的“身死东城”下场感到可笑。
    成王时期，天下诸侯皆宗周，管叔、蔡叔发动叛乱，企图破坏这种“大一统”局面，司马迁居然也为他们写了《管蔡世家》，但是在赞语中说“管蔡作乱，无足载者”。
    基于“大一统”历史观，司马迁充分肯定有利于祖国统一的进步措施。
    “汉朝鉴于秦的灭亡，高祖刘邦提出“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12）因此削抑异姓，大封同姓，到文帝时，诸侯强大，他们“不听天子，居处无度，出入拟于天子”，甚至勾结外族“欲危宗庙社稷”。（13）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制，景帝时晁错提出刻削诸侯，结果激起“七国之乱”。司马迁认为晁错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以诸侯太盛，而错为之不以渐也”（14）武帝时诸侯问题更突出，已经是“地方千里，缓则骄，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众以赴京师”，（15）直接与封建汉王朝分庭抗礼，威胁到祖国的统一。武帝采纳主父偃提出的各国诸侯可以“推恩子弟，以地侯之”（16）逐渐地削弱诸侯势力的意见，对巩固汉朝的统一起到进步作用。司马迁认为这种做法是“强本干，弱枝叶”的好办法。从而使汉王朝“万事各得其所”天下“卒以安”。（17）
    三、注重事实，讲求客观
    刘知几曾批评司马迁说“始以天子为本纪，考其宗旨，如法《春秋》。自是为国史者，皆用斯法。然时移世异，体式不同。其所书之事，皆言罕褒讳，事无黜陟，故迁所谓整齐故事耳，安得比于《春秋》哉！”（18）
    所谓“言罕褒讳，事无黜陟”，恰足以说明司马迁注重史实，讲求客观，是《史记》优于《春秋》及后世史学著作最为突出的地方。
    司马迁写《史记》虽然为了“正《易传》继《春秋》”，但由于他的历史观与《春秋》作者不同，在评价人物是非、善恶的尺度上也不同。我们说司马迁更加注重客观历史，正确地评价历史人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孔子整理《春秋》“寓褒贬，别善恶”的标准之一是“仁”，司马迁则更加注重人物对于历史发展的作用。对于坑杀四十万赵长平军的秦始皇，司马迁从仁政的角度出发，批评他“取天下多暴”，同时又客观地肯定他的功绩“然世变异，成功大，传曰‘法后王’。”（19）
    第二，《春秋》评价历史的另一标准是“贵义而不贵愚”。司马迁虽然也讲求义，《太史公自序》说他的《史记》就是要表现“死义之士”，但是他所说的“义”与《春秋》的“义”是有区别的。突出表现在对待生与死的问题上，他认为人的死有“重于泰山”和“轻于鸿毛”之分，因此他主张“勇者不必死节”。对于不为父命而死的伍子胥，司马迁认为“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后世；”（20）“在《季布栾布列传》中说：“季布以勇，是于楚，身屦典搴旗者数矣，可谓壮士。然至被刑戮，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负其材，故辱而不羞，欲有所用而其未足也，故终为名将。贤者诚重其死。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非能勇也，其计画无复之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