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马迁看来，死对于人来说是一件极容易的事，但对于胸怀大志的人来说又是一件极难的事。为了大志，不必死节，为了大志忍辱苟活，才是最难的。”就他本人忍辱含诟完成《史记》正是这种历史观及人生观的最好佐证。
    第三，《春秋》“以礼令民”主张“复礼”。所谓的“礼”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等级制。司马迁也承认“礼”于“人道经纬万端”“无所不贯”，是用来“总一海内而整齐万民”的工具。但他强调的不是“礼”的因循（复礼），而是“礼”的更新。他在《礼书》中说：“周衰，礼废乐坏”“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庭济济”。汉武帝时一些腐儒提出“礼必太古（复礼）”，结果“十年不就”。司马迁引武帝《召书》云：“议者咸称太古，百姓何望？汉亦一家之事，典法不传，谓子孙何？”。（21）
    第四，《春秋》“为尊者论”，刘知几说：“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22）司马迁则秉笔直书，揭露封建统治者隐私，即使是当朝的汉武帝也不放过。司马迁说他曾写过《今上本纪》。王肃说“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杨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已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23）今本《史记·武帝本纪》，经后人考证，乃是褚先生补作。尽管如此，我们仍能从其他传纪中看到一些凤毛麟角。《李广利列传》《卫将军骠骑将军列传》中表现了汉武帝任人唯亲，《李将军列传》中写汉武帝赏罚不公。《酷吏列传》载酷吏十人。“子长（司马迁）意以酷吏惟郅都当景帝时，余皆盛于武帝之世”。因此司马迁连同《史记》一起遭到厄运，《史记》被称为“谤书”。乃至一百多年以后，封建统治者提起司马迁来还咬牙切齿地说：“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24）到后来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时，才为司马迁说了几句公道话：“迁为不隐孝武之失，直书其事耳，何谤之有？”
    四、注重经济对历史发展的作用，敢于“言利”
    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没有发达的经济，就不可能有繁荣的政治。司马迁以前的历史学家都认为“言利”是不光彩之事，即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因此在《尚书》、《春秋》、《左传》之类的史书中都不涉及经济问题。管子是春秋时的经济学家，他敢于“言利”，所以“孔子小之”。司马迁敢于超越儒家的蕃篱，对于管子的“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的作法给予肯定，对于他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思想表示赞同。（25）不仅如此，而且在《史记》中还专门设立了《平准书》和《货殖列传》，认为：农业、工业、商业和山林湖泊等自然资源都是富国之本，有了它们国家才能富强，人民才能产生礼义，社会才能安定。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司马迁是以经济家的眼光观察历史的。他说：农、工、商、虞“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人富而仁义附焉”（26）这与宁肯“去食”而勿“去信”（27）儒家思想相比，无疑是一种离经叛道。难怪一些儒家学者批评他“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贱”（28）“自汉以来，学者恥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独甘心焉，皆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甚者则名实皆宗之，庶几其成功，此则司马迁之罪也”（29）司马迁的卓识远见，在他死后的近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遭到人们的非议，这与他离经叛道敢于“言利”有着密切关系。
    五、对于历史演变原因的思索
    司马迁说《史记》“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其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欲以究天人之际”。“天人之际”是属哲学范畴，但用它考察历史，就成了历史观问题。司马迁在《史记》中一直围绕着“天命”与“人事”这一古考课题进行思索，企图在历史演进中找到正确的答案，即所谓“成败兴坏之理”。其结果如何？我认为他没有找到，因此反映在《史记》之中，是矛盾的。他时而明白，时而糊涂；时而相信，时而怀疑。《伯夷列传》中一段话足可以说明这一点：
    “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早）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由不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当然，不仅在天命观司马迁是矛盾的，其他方面也如此。确切地说，一部《史记》是一个矛盾体，这是他矛盾的历史观的集中体现。比如，他一方面认为历史是发展的，另一方面又认为“三王之道”“终而复始”；（30）一方面认为“帝王将相宁有种乎，”（31）不以出身、成败论英雄，另一方面陷入了舜“重瞳子”，“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舜）苗裔邪？何兴之暴也！”（32）的血统论之中；一方面认为“星气之书，多杂{K1B503.jpg}祥，不经”，（33）另一方面“推其文，考其应，不殊”。（34）
    上述问题说明司马迁在考察历史中，由于时代局限，对于一些历史现象尚无法做出正确的解释，因此只好将信将疑。此种态度反映到历史观上就出现进步与落后并存。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认识，同时又要进行客观分析。
    收稿日期：1990年5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