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世纪之交的时代高度，全面科学地重新审视和评价康有为及其变法维新，从历史的全过程去正视他的“功”与“过”，不应只是局限于政治文化的一贯视角，而且也要从科技经济的新视角去看待这个历史人物，才能有助于再现历史的真实，有助于完整地显现出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向近代现代化的历史轨迹。
    爱国救亡图强，是中国近代的时代主题。“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毛泽东语），从洋务到维新，由维新到革命，围绕着中学与西学、旧学与新学、科举与学校等问题的争论与探索，延续不断地、反复多次地进行着，贯穿于整个近现代，并逐步由器物层面深入到制度层面，进而扩展到文化层面，而戊戌变法尽管昙花一现，却是延续这一进程的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其领导人物康有为，他那执着追求的一生，也因此而深深地烙上了时代的印记，不可避免地显现着进步与局限的双重性。在他尽忠保国的政治生涯中，百日维新时期的变法自强论，戊戌政变后亡命海外时期的物质救国论和辛亥革命时期的孔教保国保种论，构成了康有为救亡图存的爱国“三步曲”。无论是他依托“古今二圣”、“托古改制”，还是“取法日俄”“仿洋改制”，坚持以君主立宪取代封建专制；无论是他关于采鉴日本“殖产兴业”，“以商立国”，“定为工国”的经济主张，还是“其貌则孔，其心则夷”，引西入儒，变革经学的文化观念，不啻在19至20世纪之交的中国，具有“变数千年之学说，改四百兆之脑质”（梁启超语）的思想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深远意义。尽管变法改制是康有为思想之核心，然而他的近代科技观始终是他维新思想的发动机，也是他思想启蒙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虽然，康有为并未似严复那样较系统全面地介绍西方近代科技知识，也未明确破解近代文明的主题是科学与民主，但却是把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变法改制的社会变革紧密相联的第一人。他的思想虽脱胎于“中体西用”，并笃信于“以中国本有之学还之于中国”的“西学中源”说，但他革旧维新的宗旨和变革“中体”，以用“西学”的主张，显然已突破了洋务派旨在“取新卫旧”的“中体西用”、“中道西器”的樊篱，从民主与科学这两个方面开了近现代化之先河，其思想启蒙的作用，较之“时日极短、时效极小”的“百日维新”更具实效，且影响更大更为深远。他的科技观似一条红线贯穿于由一介布衣“超擢草茅”跻身官宦沉浮政界的整个心路历程，清晰地演绎着并展示了他从激进转向保守，开始“拉车屁股向后”（鲁迅语），一切政治活动“皆以维持现状为职志”（梁启超语）的过程，反映出他那徘徊于创新与传统、经济与伦理以及“尽物之性”（物质）与“尽人之性”（精神）的复杂又艰辛的救国、保国、强国、富国的探索之路的爱国情结。同时，也真实地记录了世界科技革命的第一次巨浪对我国近代学子仕人的深切影响的历史轨迹。康有为从反传统开始，经批判性的反思，最终走向回归传统；他始于今文经学大师，尔后转变成科学启蒙的教育家，又演化为新儒学的探索者，在他晚年，科技思想完全淹没在保皇保教，与革命派对垒的政治漩涡中。这是“托古改制”的逻辑必然，也是仿效西法深刻反省的必然结果，但是他异化儒教，挑战数千年奉为真理化身的经学义理，以中国传统文化之“名”容西方文化精华之“实”，穿凿中西、附会古今、以求维新，无疑为儒学的“内圣外王”“返本开新”以启示，实为儒学近代化之发端，因此说康有为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新儒学家不无道理。长期以来，康有为是作为政治改革家载入史册，然而不论其科技观有多大的局限与片面，不应以其灿烂的政治思想而掩盖其科技观之光芒，他的科技观理应在我国近代科技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一、康有为“以开创之势治天下”的科技启蒙观
    科技启蒙是鸦片战争后，中国被动地（即康有为称之为“外变相逼”）走向近现代化的先导。科技知识、观念的传播和普及起步于西方科学技术著作的翻译出版。据有关资料统计，自1853年至1911年近60年，共有468部译著出版，仅洋务派举办的江南制造局译书馆的译书就有163种，总计1075卷，另附刊32种，占1/3强，康有为的科技知识正是得益于此。他25岁起即“大购西书”、“大讲西学”、“大攻西学书，声、光、化、电、重学及各国史志”，“俛读仰思，日新大进”、“尽释故见”。广博的西学知识和原有的深厚的今文经学义理功底，奠定了他日后成为近代思想启蒙先行者的坚实基础，也使之思想启蒙涉猎的领域极为广泛，囊括了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化、教育、社会风俗、法律制度以及科学技术。当康有为涉足政坛时，人们对西学的内涵的认识已日渐宽泛，早已从格致制器之学，即所谓的船坚炮利之长技，拓展到科技学问、教育体制、政治制度乃至哲理学说。正是在这种氛围下，形成了他的科技观，并将启蒙、救亡、变革三者融为一体。科学启蒙也就成为康有为面对中法、中日战争的失败，力图“转巨石于危崖”的爱国救亡的契入点；也就成为他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针砭相形见绌的封建专制蒙昧主义的有力武器，使“欧美之新法，日本之良规，悉发现我神州大陆矣”。康有为认为“中国败弱之由，百弊丛积，皆由体制尊隔之故”，“中国大病，首在壅塞”。皇上“自视如天，臣下隔绝”，“如浮屠十级，级级难通，广厦千间，重重并隔。譬咽喉上塞，胸膈下滞，血脉不通，病危立至”，“故人才隔绝而不举，积弊日深而不发，至中国败坏之由。”[1]这种体制的弊端势必造成举国聋瞽、谘谋无人、自塞耳目、自障聪明，盲目自尊、妄自称大、守旧日愚，故“各国竞鹜于聪明，而我岸然自安其愚暗，将以求免，不亦难乎？”因此，康有为一针见血地指出：“今日大患，莫大于昧”。[2]在《康子内外篇》的《势祖篇》，他还引用《仲虺之诰》曰：“兼弱攻昧，取乱败亡。”鉴于“民智未开、蚩蚩自愚，不通古今中外”的现状，他把思想启蒙的重点和突破点放在能够“起衰振靡、警聩发聋”的光绪皇帝以及权贵大臣身上。他竭力抨击“皆以资格致大位”的“左右贵近”，苟且度日，因循守旧，畏言兴革，虽“引体尊高，望若霄汉”，却“不知万国情状，其蔽于耳目，狃于旧说，以同自澄，以习自安”。他殷殷恳请光绪皇帝“破弃千年自尊自愚之习”，扭转帝王“高拱深宫，见闻狭隘，于天下之势，国中* 之盛衰，乃懵然无知”的局面[3]，“行尊降贵，游历师学”，仿行“万国之美法”。当他得知光绪皇帝认真阅览他编纂的《列国变政考》之后，又期望“皇上劳精垂意讲之于上，框译诸大臣各授一册讲之于下”，使皇上与诸臣群僚因此而认识到“方今万国交通，政俗学艺，日月互校，优胜劣败，淘汰随之，置我守旧闭置无知无欲之国民，投入列国竞争日新又新之世，必不能苟延性命矣”[4]。的严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