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对近代科技启蒙的贡献不仅在于他接受了西方近代科技和进化论思想，并运用以变革宋明“理学”和传统教育体制，而且在于他将科技启蒙贯穿于振国兴邦的治国方略之中，与政治思想启蒙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认为迁都、购械、练兵等洋务派的主张“皆权宜应敌之谋，非立国自强之策”，在他的《上清帝第二书》中明确提出了他的治国之策是“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以“开创之势”作为治国之策、富国之法，强国之路、保国之本，既是启蒙的目的，又是启蒙的核心，而最终达成的目标，正如《请厉工艺奖新折》中所描绘的前景：“举国移风，争讲工艺，日事新法，日发新议，民智大开，庶几立国新世，有恃无恐”[5]。其一要“审时”“趋时”，即认清形势，跟紧时代。康有为理正词严地驳斥守旧之徒操“祖宗之法不能变”的老调，强调指出，随着近代科技“竞尚日新”“非常之变局”，我国已“孱卧于群雄之间，鼾寝于火薪之上”，虽有高城峻天，亦复无关可闭矣”，必须“知时从变，应天而作”，“世运既变，治道斯移”，速改“一统闭关，尊古守旧”之章法，“移易民心，去愚尚智”，“导以日新”，务必“以知新为学识，以日新为事业”。其二，倡导“新学”，“爵赏奖励新艺新法新书新器新学”。康有为意图破除守旧之恶习，寄希望于以“清秩高第”、“厚币功牌”，破格奖励制新器，著述新书，通过特赏政策感召国人“争求新法，以取富贵”，从而收到振兴国势的立竿见影的效果，并开创出西方诸国那种“聪明凿而愈出，事物踵而增华，主启新不主仍旧，主宜今不主宜古”的局面[6]。虽然康有为所谓的“新学”，只是“按迹临摹”的“西学”的代言词，且仍是以传统作为其出发点的，不少地方又难免牵强附会，诚如他自己所说“破积习而复古义，启堂构而立新基”，即以西政教西学解读孔教，“提圣法于既坠”，实为旧瓶装新酒而已，难怪梁启超都认为是“不中不西，即中即西”。尽管如此，康有为在援西入儒的过程中，毕竟摒弃了传统经学蔑视科技，片面强调道本器末，囿于考据诠释的陈腐旧章，融进了西学近代的科学主义和物质主义。其三，发展科技，讲求物质。康有为自始至终，视孔教为“维人心而励忠义”的“变法”之本，同时把“讲求物质”放在突出的位置。在他流亡海外时，更强调“国会、民权实赖物质文明”，认为“科学实为救国之第一事，宁百事不办，此必不可缺者也”。对科技在他所谓的“新学”中的重要地位有了新的认识，不再似戊戌变法期间，把发展科技视为“变器”、“变事”的“枝枝节节”[7]。总之，科学技术作为“新学”的组成部分，从观念形态上与传统的旧学决裂，不仅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也体现了时代的进步。
    对于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恩格斯有这样的论断，他说：“中日战争意味着古老中国的终结，意味着它的整个经济基础全盘的但却是逐渐的革命化，意味着大工业和铁路等等的发展使农业和农村工业之间的旧有联系瓦解”[8]。康有为以开创之势治国论既是这一发展趋势的深刻反映，又对“逐渐的革命化”过程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康有为的极智极富、争雄竞长的科技比较观
    出身广东南海的康有为较之京城权贵更早敏感到中国的落后尤其是科技的落后，正如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一书中所说：“广东言西学最早”，“广东人旅居外国者最多，皆习见他邦国势之强，政治之美，相形见绌，义愤自生”[9]。康有为在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过程中，“益知西人治学之有术”，他既欣羡西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之先进，又由衷地钦佩近代科技之神奇，更感叹近代科学思想之新颖。他不仅吸取了“西人实测”的实证科学，而且运用“合而比较”的比较方法，“观古今之运，通中外之故”，以求打破闭关无知，一统自尊的思维定势，克服由此而生成的“自尊胜而无与比，安怠傲而不求进”的守旧不变局面。他强调指出：“凡物进退赢缩之故，率视其比较而已，有比较则长短、高下、大小立见，而耻心生，惧心生，竞心生；无比较则长短、高下、大小俱不见，独尊自大，不耻、不惧、不竞，无复有求进之心，则退将至矣”[10]。他的比较虽不乏“上述圣贤”的古今比较，也包含有个别的区域比较，但主要的是“旁采外国”的中外诸国的比较。比较的内容极其广泛，涉及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方方面面，侧重点在于商务、铁路、电线、轮船吨位、邮政进款、国债钱粮、铁甲快船，学校生徒，教民人数等财政实力、科技水平和国民素质的比较，汇集于他的“光绪二十三年列国政要比较表”呈本中，借此“以觇国事、政事、学业之得失盛衰，视其消长，以为法戒，又可以耸动其心”[11]，从而采诸国之良法，求自强之路。
    康有为认为“我旧日闭关自大……自以为天下一统，无与比较，必致偷安怠情，国威衰微也”[12]。没有比较，犹如夜行无烛、瞎马临池，祸之将至仍骄倨自喜，国之不国仍瞢然不察。他说：“大地八十万里中国有其一，列国五十余中国居其一。地球之通自明末，轮船之盛自嘉道，皆百年前后之新事，四千年未有之变局也。列国竞进，水涨堤高，比较等差，毫百厘难隐”。只有通过比较，认清差距，“翻然变计”，才能避免“昧不知变而屡挫”的命运。“民数以吾为冠，而贫困以吾为殿”，这是康有为进行综合比较得出的结论，也是他向封建最高统治者敲响的警钟[13]。他还说只有比较，才能激励进取。他指出：“万国竞立之世，最讲进取，比权量力，彼涨则此必缩，无可中立。故改革者所以谋自强，必自强及可言进取。”“全球万国”强盛文明在于进取，这是“天下之公理也。”“故进步者将尺寸比较，并驱争先”[14]。康有为强调指出，近代资本主义国家所以“国势骤强”而“凌逼邻国”，根本原因在于“厉（励）学开新”，其“政艺之学日新而奥，阅今百年，乃成此治体”。不仅政治制度胜于“君尊民卑，上下阻隔”的封建王朝，而且“学术之精深”，加之“诱之有方，励之有法”，使“新理迭出、新器骈起。”“欧人乃挟其汽船铁路以贯通大地，囊括宙合，能触者靡，逆之者碎”[15]，与之相比，中国过去正是由于排斥这种以自然科学为核心的近代学术而处于“事事远逊”的落后境地。康有为十分感慨地指出，正当中国士人学子“日夜吚唔，高呤低唱”，埋头钻研八股白折之学时，西方国家已创造出“量天缩地之尺”，“地球浑天之仪”，“千里显微之镜”，“中西治学”用力方向不同，而结果亦迥异，中国日益衰微，泰西诸国却“横绝地球矣”[16]。由此，他从近代中国的落后的事实，得出了“民之智与愚，国之贫与富，皆视其出新器之多寡觇之。”
    日本的著名科学史家汤浅光朝曾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在路易十四和伊丽沙白女王统治下的法国和英国，近代科学获得显著发展。然而在中国，在可以称为中国的路易十四的康熙帝统治下……虽然出现了对西方文化极大的兴趣的实干名君，在文化事业中有以国家规模投入巨资这样的极好机会……但是为什么没有发生近代自然科学？”[17]。“西学东渐”始于十六世纪末，三百余年尽管为数甚少的传播近代科学的先驱者的艰辛努力付之东流，但毕竟播下了西学的种子，孕育了维新运动。康有为关于中学泥古守旧，西学劝智求新的看法，可以说从学术体制上初步解答了上述的疑问。从传统的排斥科学的“奇技淫巧”的科技观，到洋务派“船坚炮利”的“西用”观，变被动输入西学为主动引进近代科技，反映了科技进步的潮流势不可挡。康有为在比较中，深切地体会到“今者汽船、铁路、电线、飞球，一器之出，震惊万国，破变教义”，“自是改易数万千年之旧世界为新世界矣”。他以类比事例论述科技进步是国家富强昌盛的坚实基础和有力杠杆，科技先进，一转移间，可富强几十倍，欺压弱国，如巨象之压猫犬；他非常强调科技创新的社会历史功能和科学思想的社会启蒙功能，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科技以改造落后的中国，奖励创造发明，实行专利，他指出发展科技是变法维新的内在动因，请求清统治者变革中体，全面维新。他列举波兰、缅甸、安南、印度、土耳其、埃及等守旧之国分割危亡的事例，说明“变法而强，守旧则亡”，“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的道理，并认为即使“少变，徐变”都“无救危败”。他希望清帝“旁采外国，革旧图新，决欲变法，势当全变，尤其是“斟酌古今，考求中外”，以俄国彼得改革为“心法”，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政法”，实行“仿洋改制”，走振兴科技的强国富国之路。他指出发展科技是大势所趋，“今为物质之世界，精于物质者强”。他尤其推崇电的发明，认为“电尤物质之至精新者，精于电强尤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