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在比较了中西“殖产兴业”的产业政策之不同后，领悟到这一差别正是“所行所趋之道相反，故致富致强之道亦适相反”的关键。他指出美、日等国“率举国人为有用日新日智之业”，而我国则“率举国人为无用守旧日愚之业”，仍然坚持数千年之传统操重农贵粟之论，轻工艺，诋奇技为淫巧，斥机器为害心。他说“故国尚农则守旧日愚，国尚工则日新日智”，惟有以科技劝导，重视并发展工商业，商若能盛，则民得以自富，而国内因强焉。”他主张推行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重商、旺商的政策，以取代“重本抑末”，“重农轻商”的守旧政策，倡导“振兴商务”，开商学，译商书，出商报，立商律，行保险，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以打破封建自给自足的“一统之世”经济枷锁。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迅速改变“举大地最贫之国，以民数匀计之，无有若吾中国之贫者”的贫穷落后的面貌，才能避免被灭亡的命运。康有为把铁络、轮舰之多寡，邮政业发达与否视为衡量列国智愚、富贫、强弱的重要尺度，为此而讽嘲号称“中兴”的洋务新政“数年不能一举事”，劝说光绪“以商立国”、“定为工国”，劝工、惠商，实施尽快发展铁路、机器轮舟、邮政等富国之法，他痛心疾首地告诫光绪帝，“古之灭国以兵，人皆知之；今之灭国以商，人皆忽之。以兵灭人，国亡而民犹存，以商贾灭人，民亡而国随之”[18]。为光绪帝描绘了一幅商战世界的触目惊心的弱肉强食的结局。但是康有为认为发展近代商业离不开工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近代化，指出：“商之本在农，商之用在工，商之气在路。”为此，必须改变“吾中国农业皆数千年旧法，自赵过改用耕犁后未有增新法”[19]的落后状态，采用近代科技改造传统农业，使之“去楛从良，用新去旧”，实现农业技术的近代化。他也十分强调发展机器工业以代替“自生自灭”的家庭手工业，因为在竞争的世界，封建主义的手工劳动是无法与资本主义大生产相抗衡的，这“是犹驱跛羊与骏马争先，使蹶足者而庆厌忌争捷也。”他以自己的家乡广东南海为例，说明在大生产倾轧下，家庭手工业濒临倒闭的绝境，以及落后的农村“壮者走而之海外，老妇寡妻不能走也，坐待毙耳”的悲惨景象[20]，所以，只有“工艺日新”才是摆脱落后穷困的有效途径。不过，康有为并不赞同洋务派那种凡事仰仗洋人的鼻息，他责疑道“安有万里之中国，而事事仰他人者哉？”从波兰分灭的教训中，他还敏锐地注意到国家独立自主的重要，强调指出“欲保国自立者，宜勿依人”[21]。
    三、康有为的变法急务，富强至计的科技人才观
    康有为认为我国是世界第一的多民大国，却“见削于寡民小国”，原因是我国有五弱：财弱、兵弱、艺弱、民智弱和民心弱[22]，归根结蒂是由于“人才衰弱”，“吾民虽多而愚，不识字者百之八十，其士大夫亦读书，无以通中外古今之故”。他指出，“今万国之势，竞智不竞力，竞生徒不竞兵伍”，国家之强弱取决于人才之多寡，所谓“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23]。
    从第一次上书清帝始，康有为就深切感受到变法维新之途坎坷崎岖，于是写下了《乙丑上书不达出都》一诗：“海水夜k3k201.jpg黑风猎，杜鹃啼血秋山裂。虎豹狰狞守九关，帝阍沉沉叫不得”[24]。表达了他对如虎似狼阻挠变法的守旧势力无可奈何的惆怅苦恼。他非常清楚改革官制势在必行，也十分忧虑，若操之过急，轻举妄动的后果，故提出“统筹全局，改定官制，事体重大，不能速举也”[25]。他嫉恶如仇于“必死力以阻挠”变法之顽固派，指桑骂槐地借鞭挞“恶言变法”的波兰守旧大臣，愤怒斥责顽固守旧派“不以国之存亡为事，唯以一己利禄为事，故不思外患，惟日事内讧而已”。他虽然曾指望效法日本明治改西服之法，改朔易服以易人心，或学宋太祖“以官优勋旧，以差待才能”，并赞成汰冗官裁冗署，终因深知其难度，而倾向于孔老夫子的“礼失求诸野”，从草茅游士中提拔通新法的人才。造就“新国之才”，变法之道万千，而莫急于得人才”[26]。“草创之际，非才不力；维新之始，难用旧人”[27]这就是在维新派与顽固派势成冰炭不同炉、新旧不并用的形势下作出的回答。
    戊戌时期，支持变法的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宋伯鲁一针见血地指出改革之艰难在于“恃守旧法为生涯，倚弊政求衣食”之八股取士充实于天下，一有兴革，必群起而攻击[28]。维新志士严复更列举了八股取士的三大罪状：即“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废科举、兴学校已成为维新派培养造就中国近代新型人才势在必行的重大举措，而康有为则是这一近代教育改革的始作俑者。他敏锐地洞察到科举制度已成为国家无才可用的病根，故“西人谓吾无教之国，降之为三等野番”。因此八股文实为“亡国、亡教之大者也”。他大声疾呼“人才之兴在于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且身体力行“为新政之最要而成效最速”地培养“通世界之识”的“有用之才”，以“济时艰”。1891年他在广州创办的“万木草堂”，就是一所“以多读西书为功”，着重传授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学说的新式学堂，学子应读书中，江南制造局的有关声、光、化、电、重等科学著述数十种之多。正如张篁溪《万木草堂始末记》所述“广罗英才，而教育之，求广大之思想脱前人之巢臼，开独得之新理，寻一贯之真缔”，实是康有为办学之宗旨。他除了主张改八股为策论，发展乡学以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改旧式书院为新式学校外，还极力主张走日本的“兴学之道”，开馆译书，派人游学，创办学会，他说：“日本之骤强，由兴学之极盛。其道有学制，有书器，有译书，有游学，有学会，五者皆以智其民者也。”他认为，“挽世变在人才，成人才在学术，讲学术在合群，累合计百之群，不如累合什千万之群，其成就尤速，转移尤巨也”[29]，学会的功能在于“群人共学”以“联人心”，这就是他组织强学会的目的之一。
    在康有为“广教育而成人才”以挽救危亡，振国兴邦的维新举措中，很强调在普遍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基础上，重点培养三方面的人才，即培养会通中西的通才，各类专门人才和本国的技术人才，这就形成了康有为的科技人才观。虽然应变法之急，成就政治之才是火烧眉毛的事，但是康有为深知变法维新更需要“百政具举，诸学并通”的通才，尤其是要通资本主义的西学、新学，如“万国”史学、公法、律例、政教理法、商务、机器制造、营建轮船、铁路、电线、电器制造、矿学、水陆军事，尽可能“博揽兼收”。他把中国人才衰弱之由，归之为不能会通中西两学，为此他极力主张贯彻“立贤无方”、“惟才是用”的方针，“尽拔天下通才”，“妙选通才”，授以事任。可见康有为所说的“通才”首先是通新法的变法维新之才，然后又是精通西学的经济科技之才。尽管康有为认为不通经史，不讲先圣经义“而能为通才任政者无之”，也“不可言经济”，但是他仍把“举行经济之科”，“专门讲求经济”视为“变法之要图”。他看到西方国家几十年“人才蒸蒸”，农工商亦“皆有专门之学”，每创一业，必立一学堂，驾驶、铁路、电报、丝业、制茶、制糖、制磁、制面、开煤、炼钢、纺纱、织布无不有学堂，故一材一艺之微，万事万物之赜，皆由于学，故能精新。相比之下，我国士大夫多数不通古今，不知中外，不学无术，故无才可用，因此培养专门人才十分必要。康有为所说的专门人才，是指天文、地舆化光、电重、图算、矿律、也即是科技人才和经济人才。他指出农工商皆有新学，是富国之要图，救贫弱之首务，但“皆不出于举人、进士，而皆出于童生”，即要从小培养。他主张讲求“万国”所学，各具开艺学书院，凡天文、地矿、医律、光重、化电、机器、武备、驾驶皆分立学堂，延师教习使之成为培养专门人才的摇篮。在他的变法措施中也提出要设经济以理财政，设专科以励学开新，设商部以振兴商务，选拔任用“能任事”的专门人才，加速农工商业的发展。康有为非常注重培养本民族的技术人才，反对一切皆用洋人的做法，他尖锐地批评洋务派主办的企业忽视本国人才的培养，一味聘用外国技师，购买外国机器“是虽有亦籍寇兵而已”，他认为不开学校培养造就各类人才，改变人才匮乏的状况，“无以为士农工商之本；不注意士农工商，无以为富国之本；不富国，无以为用兵之本”[30]。
    康有为的科技观已从器物层面推进到人才层面，并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把科技教育、人才培养与制度变革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了科技教育制度化的序幕。正因为如此，“百日维新”的政制变革的失败，顽固派废弃学堂恢复八股的倒行逆施都不能中止新式教育制度的发展趋势，更遏制不住思想解放、科学启蒙的洪流，人们“耳目既开，民智骤进，自有不甘于谬陋者”，这就为嗣后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与组织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