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范祖禹对肃宗自立为帝的行为也提出了批评。肃宗曾以皇太子的身份征讨安禄山，后于灵武自立为帝，他虽然在玄宗回咸阳之时，备法驾欲归位于父，但范祖禹还是把他的行为归结为“临危则取大利，居安则谨小节”[2]（《唐鉴·高祖》卷一），“是以不孝令也”[2]（《唐鉴·肃宗》卷六），认为他有悖于道德原则。而他在咸阳的举动不过是“屑屑焉为末礼，以眩耀于众”罢了[2]（《唐鉴·肃宗》卷六），不可为后世法。这些认识都无不体现出范祖禹以道德为本位评价君主的方法论原则。
    从道德论出发，范祖禹对臣宜的看法则反映在他对臣节问题的认识上。尽管太宗为一代明君，王珪、魏徵也在历史上极有作为，但范祖禹并不因此而放弃对他们的谴 责，而是以“责以备”的原则，认为他们“食君之禄，不死其难，朝以为仇，暮以为 君 ，于其不可事而事之，皆有罪焉”[2]（《唐鉴·肃宗》卷六）。其中所寓的道理就是 “ 臣之事君如妇之从夫”这套家国同构的礼法标准[2]（《高祖》卷一）。而李勣身 为 大臣，不仅不能规避高宗立武则天为后，而且还劝成之，被认为是没有完成太宗托孤 的 任务，以其为失节之佞臣而遭到范祖禹的抨击，认为“唐室中绝，皆勣之由也，其 祸 岂不博哉！”[2]（《高宗》卷三）同样，德宗时期朱泚为乱，僭号大秦皇帝，礼部侍 郎樊系为其撰写册文后服药身亡，范祖禹借用司马迁“知死必勇”这句话，对其行为作 了诚恳而合乎情理的评论，即“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2]（《唐鉴·德宗中》卷 七） 。但合情的未必合理，在他看来忠与逆的区别只在于“作与不作而已”[2]（《唐鉴 ·德 宗中》卷七），“理”也就自然只有一个，那就是“节”。樊系虽因不愿与朱泚为 伍而亡，但他毕竟为朱泚写过册文，曾有过卓然无节之行，而且这正是其为臣失大 节之处。因此，范祖禹仍然按照“责以备”的原则，把他排除在忠臣死节的行列之外， 将其归入“死事”一类。其历史批评的价值取向，实际上是欧阳修直接运用史书编纂体 例彰显臣节思想的一种转换形式，但却比欧阳修更加直接、通俗地传达出了史家的著述 旨趣和对历史的评价标准。
    由此可见，《唐鉴》是以“礼”为核心的社会道德伦理原则作为历史批评标准的，反映了他重视道德力量和人之精神修养的意识，其中寄寓了他对现实的政治理想和恢复儒学地位的愿望。但由于他过分地拘泥于道德，其中又不免出现牵强和偏解历史的成分，以至于公主嫁与节度使之子，也被视作有悖于礼[2]（《代宗》卷六），使本来很有思辨色彩的思想渗透出些许的保守、陈腐之气，反而有损于其思想的进一步升华，也会对社会带来负面的影响。但从其主要内容来看，其中的许多议论又都体现出史家范祖禹对唐代历史的深刻反思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而且也确实对其所处的时代具有启迪和借鉴意义。
    与道德原则相联系的，是他对太宗所言“取之或可以逆得，而守之不可以不顺故也”的批评[2]（《太宗上》卷二）。“逆取顺守”之说源于汉代政治家、思想家贾谊的《过秦论》，是他在总结秦朝为政得失时提出来的见解，在历史上曾经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唐太宗的认识就直接来源于此。所不同的是太宗采用了或然判断的形式来说明“逆”与“取”的关系，范祖禹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依据具体的历史事实对此作出了全新的解读。他以《易》中“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作为立论的依据[2]（《太宗上》卷二），对唐太宗之论作出了“于是失言矣”的批评，并得出了“取之以仁义，守之以仁义者周也；取之以诈力，守之以诈力，秦也”的认识[2]（《太宗上》卷二）。他从根本上否定了唐臣萧瑀关于周、秦“得天下虽同，人心则异”的观点[2]（《太宗上》卷二）。他认为周是以“顺”取方式取得的，而秦则恰恰相反。从其“强有力者贵其敢行礼义也”[2]（《太宗上》卷三），及“后世或以汤武征伐为逆取；而不知征伐之顺天应人，所以为仁义也”的论述来分析[2]（《太宗上》卷二），范祖禹所说的“顺”，有“顺取”与“顺治”之别。“顺取”并非是否定使用暴力，而是强调在建德、修政、顺应民心和历史大势的前提下用暴力夺取政权。范祖禹显然是把贾谊“逆取顺守”思想中的二大元素融入到了其“顺取”的理论当中，为武力夺取政权增加了一个道德和符合历史之“势”的大前提，这也正是其理论的耀眼之处，从而也更加丰富了我国古代儒家以道德论为依据的政权建设理论，为我国的政治思想宝库增添了宝贵的思想资料。
    2.以理论思维的方式阐发对于政权建设的认识
    强调建德是范祖禹论史的一项最为重要的内容，但他并未停滞在理想化的道德说教当中，而是通过对历史事实的评议，从整体认识的高度，在理论上解决了建德与修政的关系问题。他说：君主“是以虽有仁心，而民不被其泽，天下愈受其弊”[2]（《代宗》卷六）。相反“人君苟行仁政，使民亲其长，爱其上，驱之为乱，莫肯从也”[2]（《德宗上》卷六）。而他在另一处又指出：“自古治少而乱多，由上失其道而民不知所从，故奸雄得以诡其众而用之也。”[2]（《德宗上》卷六）以上三段议论大致包含了二层含义：建德是修政的基础，君主的道德修养是施行仁政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前提条件，道德修养是礼的内化，而修政则是礼之外化的必然结果；修政是政权得以长久巩固的基本保障。这不仅在理论上阐明了君主建德与修政的关系，以及君主自身的道德修养和将这种修养外化为正确的政治实践的重要性，也是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进一步具象化和理论的进一步升华。
    修政是君主道德修养的外化和进一步延伸，也是稳定统治秩序的重要保障，因此如何修政则必然是范祖禹接下来要进一步讨论的重要内容。修政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它应该包括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这里我们仅选择了君臣关系和他对民心、民意的认识问题来做一番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