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君臣关系，范祖禹认为它的第一要义是“为君尽君道，为臣尽臣道”[2]（《德宗下》卷八）。具体地说，它应包含三层含义：一是君臣应有属于其各自不同等级所应该具有的道德自律，这一点前已论及。二是君臣在行政上应各有分工，不能超越职分。关于这一点，他的经典论述是：“君人者如天运之于上，而四时寒暑各司其序，则不劳而万物生矣。君不可以不逸也。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以不劳也，所治者寡，所职者详也。……是以隋文勤而无功，太宗逸而有成。”[2]（《太宗上》卷二）又说：“夫君以知人为明，臣以任职为良。君知人，则贤者得行其所学；臣任职，则不贤者不得苟容于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职则丛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则惰矣。此万事所以堕也。”[2]（《太宗上》卷二）从行政角色上理清了君臣的分工关系：君主所司应大而要，即知人善任；臣下所职则应寡而详，即任君之职。概而言之，也就是君逸而臣劳。强调君臣于行政上各有所司，把君主知人善任作为实现其无为而治理想境界的必要途径。三是在行政实践层面上，具体地体现为君与相的关系。他说：“古之王者，唯任一相以治天下。……是以政治出于一，政有所统，相得其职，君得其道，恭己无为而治，盖以此也。”[2]（《德宗中》卷七）他在这里虽然是从反对分割相权的角度来立论的，但确也道出了宰相在行政实践中统领百官的重要职能。“夫人主任一相，一相举贤才，贤者各引其类，岂不易而成功乎？是故上不可伐其下，下不可勤其上，为上而行有司之事，岂独治天下不可为也？”[2]（《宪宗》卷九）又曰：“夫天子者，择一相而任之，一相者择十使而使之，十使者择刺史、县令而置之，贤者举之，不肖者去之，则君不劳而天下治矣。……任相者天子之事也，选使者相之职也，察吏择使之责也。……苟相得其人，则委之择大吏而已矣。”[2]（《玄宗上》卷四）这就把笼统的君臣等级关系明确地具象化为君相关系，并从提高行政效率的角度规定了二者间的权力分工，从而也使等级关系由礼法层面转化为行政制度层面的权利等级关系。
    由以上议论可见，范祖禹是把君相关系和任相问题提升到政权安危存亡和统治策略的高度来认识的，这是他对政治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性认识的高度概括。除此以外，范祖禹还从历史经验出发，对君主任相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置相者当择之于未用之前，而不当疑之于既用之后。”[2]（《宪宗》卷九）目的是要避免“既用也，过防之。是以上下相蒙而政愈乱也”的弊端[2]（《宪宗》卷九）。
    范祖禹以上所论的君臣关系，显然也是在等级关系的框架内进行的。但与其他史家所理解的君臣关系相比，范祖禹的夺目之处在于他于等级关系之外，又为君臣关系增添了新的内涵，即“君臣以道相与，以义相正者也。故先王以群臣为友，有朋友之义，非徒以上下分相使而已”[2]（《太宗上》卷三）。他主张君臣间的等级名分要以“道”和“义”的存在为前提，君臣之间在名分等级关系之上还应建立起一种以“义”相扶持的“朋友”关系。朋友是“五伦”之一，按照家国同构的原则，君臣关系可以下推及父子。而范祖禹却把君臣关系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为传统的君臣关系增添了一层情感色彩，这是以等级制度为建立秩序依据的封建时代少有的见解，由此也反映出他非凡的政治洞察力和超越前人的历史见识，无疑为调整、改善君臣关系和统治策略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统治者与民众的关系是历代有识之士都十分重视的问题，从先秦孟子的民本思想到西汉时期贾谊的《过秦论》，以及唐朝名臣魏徵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7]，都无不反映了我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对它的关注和思考。范祖禹的著述目的是要以唐朝的历史作为鉴戒的对象，从中“稽其成败之理”，以为后世之参考，而政治成败之理则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民心、民意。为此，他的认识是：“臣民之位，上下之等，以势相扶而已矣。天子者，以一身寄天下之上，所恃者，众心之所载也。合而从之则为君，离而去之则为匹夫。天下常治则能保其人君之尊，乱则众散，众散则与匹夫何异哉！……天子之贵，四海之富，岂可恃乎？”[2]（《玄宗下》卷五）这里讲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在承认统治者与民众间等级关系的同时，又提出了“以势相扶”的问题，“势”指的是什么？我们从范祖禹评议朱滔劫民叛乱未遂事件所说的“民皆有常性，饥食渴饮以养其父母妻子，而终其天年。此人情之所欲也”的言论看[2]（《德宗上》卷六），“势”中包含了民生的含义。因此，满足下层民众的生存需要就是顺“势”而治，其中蕴涵着他对民众生计的重视。二是君主权威的树立同民心的关系是“恃”与“载”的关系，在逻辑关系上把民众、民心放在了君主权利存在的奠基位置上，与魏徵“载舟覆舟”的看法有着相通之处。
    总之，《唐鉴》围绕君德、臣宜和君与臣、民关系所展开的议论，从编纂形式上说，虽然并不是以直接连贯的理论论述形式阐述出来的，但由于它是以“义理”为著述旨归，这就使他能以纵放之笔从唐朝日常的政治生活入手，将其所记零散的历史事实提升到政治规律的认识高度，体现出历史智慧与理论思维相交融的特点，将著史与论政紧密地结合起来，具有独特的思想魅力和普遍意义，这是纯理论著作或单纯的记史著作都无法企及的。
    史家的历史见识不仅体现在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变化有着系统而深刻的认识上。而且也体现在他对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独立历史事件的理性认识上。范祖禹对唐代一些看似细琐但却直接关乎治道的历史事件的评论，就往往出人意料，他极善于从人们习以为常的政治生活的细微之处入手，深入浅出，不拘泥于就事论事，而是以事件为切入点，用与众不同的眼光，把它投射到政治层面上加以考察，展示出史家卓越的见识和智慧。他往往是所言之事极小，但所蕴涵的旨意却极大，于小事的评论中包含了深刻而重大的政治主题，闪烁着智慧和思想的光芒，实为一部史料丰富、论议比较全面系统的政治文化史专著。而从其所议论的内容看，可谓是非得失两存之，而且是得多失少。他论君主之道是政权安危的关键，这是对的，但他把君主的道德修养与政权安危的关系绝对化，以夷狄为殊俗丑类，以为嫁公主与四夷是“变华为夷”的思想，以及把女人与小人并举等，又显然是不足取的。而对于这种评论，我们都应做出科学合理的分析，才能判定其价值。
    【参考文献】
    [1]（宋）范祖禹。唐鉴·原唐鉴进书表[M].文渊阁本。
    [2]（宋）范祖禹撰，白林鹤、陆三强校注。唐鉴·序[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
    [3]（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唐鉴[M].文渊阁本。
    [4]晨舟。范祖禹与唐鉴：记事332条，议论294条[J].史学史研究，1982，（2）。
    [5]房鑫亮。唐鉴及其在历史编纂学上的地位：史为41722字，论为42516字[J].安徽史学，1993，（2）。晨舟。范祖禹与唐鉴：史为51450字，论为51080字[J].史学史研究，1982，（2）。
    [6]（宋）张端义。贵耳集：卷七[M].丛书集成初编本。
    [7]（唐）吴兢。贞观政要：卷一[M].长沙：岳麓书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