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蒋已明确地向邓表示放弃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在背离革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邓演达和他分道扬镳也是势在必行。所以，邓演达从庐山下来到南昌后，对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说，他和蒋介石共事多年，如今不能不分手了，但他（按指蒋）总有一天会觉察到，谁是在为他革命的生命着想，谁是阿谀着他断送他的革命的生命的。（注：郭沫若：《革命春秋，北伐途次》，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8-219页。）邓演达在当时还不可能预见到蒋叛变革命后，会另立中央、另组政府，而是认为最终结果将是革命队伍清除掉蒋介石，蒋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2月初，武汉发起“恢复党权运动”，试图控制蒋介石个人军事独裁的势头，为此成立了“行动委员会”，邓演达被推举为成员，担负领导责任；并受委派两次飞赴广州，试图说服李济深与武汉持同一立场，但均遭到拒绝。23日，邓演达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发表文章指出，有的人“骨子里自己的利益同革命的利益反背；一面又想赶快在政治的局面里取得政治的权柄，所以有一个新的反动局面，新的革命危机--第二个辛亥革命的危机。”（注：邓演达：《现在大家应该注意的是什么？》，《邓演达历史资料》。）
    在武汉、在南昌，知情人一眼就看出，这些文字是针对蒋介石的。时任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的张治中就说文章是“指摘蒋”的，而蒋介石也恼怒地说：“他（按指邓）控告我，他还是本部政治部主任哩。”（注：《张治中回忆录》（上），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61页。）
    在党权运动高潮中，滞留南昌的第二批委员于3月7日到达武汉，并于10日召开二届三中全会。蒋介石未到会，却暗中指使武汉卫戍司令陈铭枢发动政变，企图逮捕所有与会的左派和共产党人，因邓演达、唐生智严密防范，阴谋未能得逞。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一系列提高党权、加强集体领导、防止个人独裁的决定：取消了蒋介石担任、张静江代理的中央主席职务，由中常会“对党务、政治、军事行使最终议决权”；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均由该委员会主席团集体决策；军委会由军人和文人共同组成，任何决议需4人签名方能生效；根据邓演达的建议，撤消了原由蒋介石任部长的军人部；又将原属总司令部的总政治部改隶军委会。蒋介石虽仍列名中常委，但其余8人多为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邓演达当选为政治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兼主席团成员、中央农民部长、总政治部主任，在武汉的重要性大大加强。
    然而此时的蒋介石早不把中央和政府放在眼里，但他对邓演达仍致力于拉拢。在他看到邓于2月23日发表的文章后，尽管十分恼怒，却仍对张治中表示，希望邓能来南昌当面谈谈。3月17日，蒋在离赣东下之际，派黄埔军校同学会的曾扩情、余洒度，带其亲笔信去武汉，请邓演达出任总司令部参谋长。信中表示：十年来患难相从，……值兹北伐之际，中道纠纷，形成分裂，言之痛心。苟望吾弟力挽狂澜，共谋团结。（注：杨逸棠：《邓演达》，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0页。）这时距四一二政变已不到一个月，蒋在最后关头，仍希望邓能站到自己一边，为自己所用，可见他对邓是十分赏识的。而邓则明确地表示了“道不同，不相与谋”的态度。
    4月2日，蒋在上海召开反共“清党”会议。蒋介石及与会者将邓演达列为丙类分子，即共党分子及附和共党分子，属于“应先看管者之列”。10日，蒋宣布解散总政治部，布告称总政治部煽动暴乱，破坏国民革命之战线，分散国民革命之力量，并派兵封闭了总政上海办公处，成立了吴稚晖为首的新政治部。18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秘字第一号令，通缉知名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派192人，邓演达名列其中。
    当上海“清党”会议召开之时，武汉也召开中常委扩大会议，谴责蒋介石“违反中央决议”，邓演达并提出了李济深、黄绍竑擅到上海开会的问题。7日，邓与吴玉章、瞿秋白在中央政治委员会紧急会议上力主派兵东下，控制沪宁地区，相机解除蒋介石的武装，但遭到否决。15日，武汉召开中常委扩大会议，邓演达建议邀请唐生智列席，意在促成武力讨蒋。会议根据他与董必武的提议，决定对蒋介石“着即开除党籍，并免去本兼各职，交全体将士、各级党部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依法惩治。”（注：《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930页。）21日，邓与在汉的中央执、监委员和国府委员40人联名发表《讨蒋通电》，谴责蒋介石由反抗中央到自立中央的行为，号召全体军民“去此总理之叛徒，中央之败类，民众之蟊贼。”（注：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22日。）自四一二政变后，邓演达始终主张东征讨蒋，认为这是“左派应该取的策略”（注：邓演达：《中国革命最近的严重局势之由来》，（1927年8月17日），《邓演达历史资料》。）。但由于种种原因，东征终未能实现。
    在这一时期中，邓演达通过1927年1月与蒋介石的三次晤谈（即3日的南昌会议、中旬蒋到武汉、26日庐山会议）彻底地看清了蒋介石的反革命本质，故而改变了在上一时期中对蒋的态度，并可以说也完全看清了蒋已不再有挽救的可能，故转而主张决心武力讨伐蒋背叛革命的行为。而蒋虽然深知邓的左倾激进，但仍欣赏邓的坚定性、责任心、工作能力和在黄埔学生中的威望，因此直到四一二叛变前，还抱着一线希望，冀图邓能与他继续合作。但由于两人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的迥然不同的态度，邓、蒋最终的分手乃是必然。
    第四时期：1927年4月至1931年11月。
    这一时期，从时间跨度上说，相对较长。但就邓与蒋的总体关系而言，却相对比较简单，即蒋在大部分时间里处于掌握政权的地位，而邓则处于反对现政权的地位。
    1927年4月以后，邓演达主要致力于北伐，这时武汉政府日益右转，他力图挽回而无效，终于7月上旬辞职出走。11月1日，他与宋庆龄、陈友仁在莫斯科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宣布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开始了反蒋斗争。
    邓演达在欧洲旅居了两年多时间，1930年5月归国，并于8月9日在上海正式成立新党，即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时人称第三党）。该党发布的《第一号通告》明确提出反对“代表地主豪绅、买办、大银行家及帝国主义者底利益”的蒋介石政权。（注：《中国农工民主党历史参考资料》第二辑，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