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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唐代史馆唐代是史馆修史制度正式确立的时期。贞观三年，唐太宗将史馆从秘书省中分离出来，置于禁中，使其取代著作局的修史之职，成为独立修史机构。自此以后，尽管官方修史制度不断有这样那样的变化，但唐代史馆的影响一直存在。由于唐代史馆的这一特殊地位，对它的研究，自然就成了一个热点，研究成果甚丰，取得的成就很大，认识最为深入。 金毓黻《唐宋时代修史制度考》（《说文月刊》第3卷第8期，1942年9月）利用《新、旧唐书》、《宋史》等资料，从史馆与史官之制度、史料之种类及其征集方法两个方面对唐宋时期史馆修史的情况进行了专题考索。指出唐代史馆制度分为两期，自贞观至天宝，为第一期，以宰相监修，其下为执笔修史之士，概称史官，例以他官兼典。第二期亦以宰相监修，但加史官修撰直馆之称。史馆主要修撰前代史、本朝实录、本朝正史。资料主要来自起居注、时政记、各官署录报之材料。另外，金毓黻还在所著《中国史学史》（该书1944年、1957年两次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又有多种版本）中专辟“唐宋以来设馆修史之始末”一章，对唐宋设馆修史的状况及官修史书的成就进行了评述。赵冈《唐代史馆考》（《文化先锋》第8卷第10期，1948年5月）则深入考察了唐代设馆修史的状况，并纠正了《唐会要》所记唐初史馆确立年代为“贞观二十三年”的错误，指出正确的年代应该是贞观三年。赵俊《唐代修史机构辨》（《求索》1984年第6期）通过考证，指出以往治史学史者大都认为唐前五代史（梁、陈、齐、周、隋）为史馆所修，是错误的。唐前五代史为秘书内省所修，史馆的任务是修撰国史。史馆和秘书内省这两种修史机构的区别在于：前者为常设机构，修撰本朝史，地点在门下省；后者为临时机构，修撰前代史，地点在中书省。二者有共同之点，都是官方修史，都有宰相监修，又都始于贞观三年，因而容易被混为一谈。纠正了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模糊认识。商慧明《唐初史馆略论》（《人文杂志》1985年第1期）、《中唐史馆探微》（《人文杂志》1986年第3期）两文对唐代史馆进行分析，前文考察了唐初史馆的编撰指导思想，认为预于中兴，通乎创业，以儒术为纲纪，着意提高李氏集团的祖望，为当朝皇帝树碑立传是其指导思想。后文则指出中唐史馆在修史内容上更注重国史和典制史书的修撰，实行了“外修内审”制度，体例、正统、编次等问题受到重视。这种变化，说明史馆非僵死不化之机构。王林善《唐代的史馆修史制度》（《山西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对唐代史馆的史官队伍、史馆的组织、史馆制度的优劣进行了分析。认为唐代史官队伍素质极佳，唐代史馆按照宰相监修、修撰官由他官兼任的原则进行组织，其人员配置由监修、修撰人员以及典书手、楷书手、亭长、掌故、装潢直、熟纸匠等各种辅助人员组成。史馆修史具有私人修史所不可比拟的优越条件，即使存在一定局限，仍不失为编修国史的一种较好的方式。房鑫亮《唐代史馆建置与馆内外修史实况的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6期）对唐代馆修史书和馆外修史进行了考察，指出唐代史馆修史可分三个阶段，太宗时成就最巨；高宗至宣宗，稍可称许；懿宗以后，无甚成就。馆外修史可分两类：一为私修，一为经“制许”而修。着重分析了二者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并认为史馆修史的功绩不能一笔抹煞。岳纯之在《唐代史馆略说》（《历史教学》2002年第5期）、《论唐代史馆的人员设置和史料来源》（《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两文中对唐代史馆的渊源与创设、撰述活动、基本制度、人员设置、史料来源进行了系统研究。考察问题更加细密，如对史馆的史料来源，一般认为有起居注、时政记和诸司报送三方面，但作者指出还有史官自行采集和馆外人员自行提供两项。岳纯之还出版了《唐代官方史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一书，其中对唐代史馆及实录的修纂进行了更为详细的分析。另外，朱清如《论唐初史馆》（《湘潭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刘蓉、高锦花《唐代史馆制度略论》（《延安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也对唐代史馆修史的情况进行了研究。 在大陆学者对唐代史馆进行深入研究的同时，台湾学者的研究也特别引人瞩目，取得了很大成就。张荣芳所著《唐代的史馆与史官》（台北市私立东吴大学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84年出版）一书，是一部深入探讨唐代史馆的力作，该书将史馆与史官置于唐代官僚体制、社会架构之中进行研究，从史官与史馆的渊源及其成立背景、史馆组织、官僚体系中的史官、史官的社会阶层几个方面入手，对唐代史馆与史官进行了多学科的探讨。作者从统一帝国的需要和史学本身的发展两个方面分析史馆成立的原因，对唐代史馆的创立及其演变、史馆的地理位置、史馆的史料征集工作进行了细致分析，尤其对无人注意的史馆的庶务组织进行了研究。在对史馆中的史官进行探讨时，分析了史官的社会阶层、入仕途径、籍贯、家族及交游，该书没有停留在制度史、史学史的层面上，而是做综合考察，研究方法值得借鉴。该书还列出唐代史馆史官表、宰相监修国史组织表、起居郎、舍人迁入官表、区域表、家族表等33个表，功力甚巨，极便省览。邱添生《唐代设馆修史制度探微》（《唐代研究论集》（第二辑），台北市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出版）详尽分析唐代史馆出现的时代背景、史馆制度的形成与修史成果、史馆的利弊得失等。指出史馆形成的时代背景有四条：一是秘藏典籍私家难以周览，二是繁富史料私家难以综理，三为私家修史易惹祸端，四为明令禁绝私修国史。其修史成果有唐代自高宗至武宗诸帝实录、前朝正史、多部典礼之书和方志。唐代史馆属于朝廷整体政权系统中的一个专设机构，资料收集完备，人力物力充足，但史家的独创性不易发挥，失却了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史家理想。雷家骥《唐前期国史官修体制的演变》（《唐代研究论集》（第二辑），台北市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出版）着重分析了国史修撰由垄断化至禁密化的过程，研究了禁密化下的贞观修注制度、精神与功能，探讨了馆院制度的破坏及其意义，考察了武后时代的官修情况与馆院学派的史学复辟。指出从东汉班固被告私作国史，到王劭被告私撰北齐史，到隋文帝禁止私修国史，再到唐初设馆修史，国史修撰逐步被垄断。在国史禁密之下，善恶必书的修史制度因帝王干预、史臣取媚而不断破坏。武则天时期，史馆制度屡遭专制政权冲击，遂引起刘知几等人的严厉批评，在史学史上意义重大。该文从社会、学术几个方面对史馆制度进行考察，值得我们注意。 四、宋、辽、金、元史馆史馆制度在唐代确立后，到宋代有了更大的发展，重要表现就是史馆规模扩大。在中国历史上，宋代的修史机构可以说是最多的，有史馆、编修院、国史院、实录院、日历所、起居院、会要所、玉牒所、圣政所、时政记房等多种修史机构，史官地位也较尊崇。百余年来，对宋代官方修史制度的研究，成绩可喜。 许沛藻《宋代修史制度及其对史学的影响》（《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对宋代统治者重视修史、读史，宋代的修史制度、机构以及修撰当代史风气盛行的原因作了详尽的阐述。指出宋承唐制，逐渐形成了以史馆为基础，起居院、两时政记房、玉牒所、日历所为常设分支机构和各种修书局为编撰机构的修史体制；形成了一套有效的修史程序，建立了严密的收集、报送史料、档案的制度；皇帝干预修史趋于制度化。统治者对修史的重视，促进了士大夫阶层对历史，尤其对当代史的研究兴趣；官修史书大量流入民间，为私家著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条件。张新民《〈通鉴〉编修与史馆制度》（《贵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分析了司马光以史馆修史的方式组织《通鉴》编修，妙选人才，明确分工，统一方法，限定日程，广泛取材，主修裁断，既避免了官修史书的弊端，又树立了集体编书的良好楷模。宋立民《宋代史馆沿革考》（《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1期）对变化复杂的宋代史馆的兴废演变进行专门考察，指出宋代史馆的发展分北宋、南宋两个阶段，北宋时，太祖朝为因袭时期，史馆主要担负修史和藏书；太宗朝为创新时期，三馆重建、官制更新、制度创新、不再储藏禁书、增加育人职能；真宗朝为史馆发展时期，史馆制度趋于稳定；仁宗朝为衰变时期，编修院夺去史馆修史之职；神宗时期，史馆名存实亡。南宋史馆变革更为复杂，大体经历了重建、改并、发展和消亡四个时期。 在宋代修史制度的研究方面，蔡崇榜的《宋代修史制度研究》（台北市文津出版社1991年出版）和宋立民的《宋代史官制度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两书值得注意。蔡书是第一部系统研究宋代修史制度的著作，该书对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史馆与史院制度、历朝实录、历朝国史、历朝会要以及其它史书的修纂进行了深入研究，考察了起居院、时政记房、日历所、史馆、国史院、会要所等修史机构，分析了各馆院史料汇集、编修体式等问题，尤其是对历朝实录、国史、会要的修撰情况，进行了详细探讨，价值很大。该书指出宋代修史制度的特点和弊端是：当代史的修撰受到特别重视，而以南宋详北宋略；史无专官；皇帝干预修；史官讳避与回护等。宋书则直接对宋代史馆、编修院、起居院、二府修时政记、日历所、修实录院、修国史院、会要所、玉牒所以及其它史局进行了详细研究，重在分析史馆的机构设置、管理制度、史官迁转等问题，指出宋代史官制度的特征是：宰执监修，以提大纲；皇帝自阅本朝史；宋修本朝史多不在外设局；史官多优迁、多兼职、多迁徙不常、多由科举入仕、待遇优厚等等。对一些问题的研究有发覆正误之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