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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金、元都是以少数民族立国的王朝，在史馆制度上既借鉴汉族修史的经验，又有自身的特点。对它们进行研究，对于我们认识民族史学的特征，大有裨益。朱子方《辽朝史官考》（《史学史研究》1990年第4期）对以前不甚明瞭的辽代记注官、修史官进行了考察，指出辽代改史馆为国史院，以宰相监领史馆，史官虽常设，但无常员，多以他官兼任等。何宛英《金代修史制度与史官特点》（《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3期）指出金代的修史机构有国史院、记注院、著作局，记注院的职责主要有朝参日随朝记录朝议，记录皇帝与宰臣议事，随侍皇帝左右。国史院为常设机构，其史职设置为监修国史、修国史、同修国史、编修官、检阅官等，主要职责是修本朝实录，其史官的特点是，民族史官占一定比例、以一流人才担任史官、多以翰林官兼任等。台湾学者王明荪撰《元代史馆与史官》（《第三届史学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兴大学1991年版），阐论了元代起居注和日历的编纂，翰林国史院的建置与沿革，职掌与品秩等，对元代修史制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萨兆沩《元代翰林国史院述要》（《北京行政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则分析了元翰林国史院在选拔人才、修纂史书、科考取士、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他还考证出元翰林国史院的位置在高梁河东支的南岸，而不是人们所认为的在高梁河东支的北岸（《元翰林国史院地理方位辨正》，《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6期）。 五、明、清史馆百余年来，对明清史馆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绩。就明代史馆来讲，研究有所起步。商慧明《明代史馆考述》（《江淮论坛》1991年第1期）认为明代史馆效法唐宋，明初官家修史机构称史局，后来由翰林院兼领史职，在史官选任方面注重进士出身，史官要具备政治家的气度，有“好是正直”的是非观念，博洽与专精相结合；形成了鉴世为旨、分纂严审的修史原则和兼容并蓄的修撰方针。谢贵安《明代史馆探微》（《史学史研究》2000年第2期）则对明代史馆的基本面貌、管理制度进行了考证和探讨，认为明代史馆既隶属于翰林院，又受制于内阁；设置地点不在翰林院中，而在禁中左顺门内的内阁及其诰敕房东阁附近；共分十个馆，东四馆编纂史料，西六馆编纂史书；是虚实相兼的修史机构，虽非恒开之馆也无固定的官员，但有特定的场馆和一定的管理方式。并分析了史馆的人事、供给、门卫、考勤、纂修、奖励等制度。罗仲辉《明初史馆和〈元史〉的修纂》（《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1期）考察了明初设馆修《元史》的情况，分析了围绕《元史》修纂所引发的政治斗争。朱希祖《南明三朝史官及官修史籍考》（《国史馆馆刊》第1卷第3号，1948年8月）考察了南明三朝的史官建置、修史制度和官修史籍的情况。 相对于明代史馆的研究，对清代史馆的研究成效较大。首先，对清代史馆类型进行了介绍和初步分析。杨玉良《武英殿修书处及内府修书各馆》（《清代宫史探微》，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出版）、沈原《清代宫廷的修书机构》（《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论文选》上，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出版）介绍了清廷的修书各馆的类型。前者指出内府修书馆大体分为常开、例开、特开三种，常开有国史馆、方略馆等，例开有实录馆、圣训馆等，特开有会典馆、三通馆、一统志馆等，并分析了武英殿修书处与修书各馆的关系；后者则将修书馆分为内廷和外朝两类，内廷常设的修书机构有书房、文馆、内三院、内翻书房、南书房、尚书房、方略馆、武英殿修书处等，外朝常设的修书机构有起居注馆、国史馆以及各种临时书馆。秦国经、高换婷《清朝修史与〈清史稿〉编纂研究》（《清史研究》2002年第3期）也将清代修史机构分为常开、例开、特开三类。这里要特别提到乔治忠的研究，他在所著《清朝官方史学研究》（台北市文津出版社1994年出版）一书的第一章《清朝的修史制度及其特点》中从宏观上对清朝官方修史活动的组织方式、清朝修史制度的特点进行了分析，考察了内阁、翰林院与修史制度、清朝的各类修史之馆、对修史人才的任用、皇帝干预、史料征用体制、满人参与修史、督察处分制度等，对前人没有涉猎的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值得重视。其次，对清代部分史馆进行了具体研究。李鹏年《国史馆及其档案》（《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3期）、王锺翰《清国史馆与〈清史列传〉》（《社会科学辑刊》1982年第3期）、乔治忠《清代国史馆考述》（《文史》第39辑）、邹爱莲《清代的国史馆及其修史制度》（《清史研究》2002年第4期）均对清代国史馆进行了研究。李文对国史馆的机构职掌、修史内容进行了分析；王文着重考察了国史馆的设置年代，指出国史馆第一次开馆在康熙29年，第二次开馆在乾隆30年；乔文系统地考察了国史馆的建置沿革、官员组成及内部机构、承办的纂修任务，分析了总裁和副总裁、提调、总纂和纂修、协修、清文总校、收掌、校对、翻译、誊录、供事、笔削员的情况，指出国史馆的组织机构和管理方法是各史馆的典范，纠正了人们对国史馆的一些模糊认识；邹文则从国史馆的机构设置及职掌、修史制度与方法、人员管理制度与方法三个方面探讨了国史馆的内部情况。王清政《清代实录馆考述》（《江汉论坛》1999年第2期）较为系统地考察了实录馆的设置、人员组成、管理制度。姚继荣《清代方略馆与官修方略》（《山西师大学报》2002年第2期）考察了方略馆的设置、清代官修方略的成就及方略的史学价值。夏宏图《清代方略馆设立时间举证》（《历史档案》1997年第2期）认为方略馆的设立应在康熙21年。而姚继荣《清代方略馆设置年代记载小议》（《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则认为乾隆14年为方略馆正式定址建制之始。陈捷先《清代起居注馆建置略考》（《清史杂笔》，台北学海出版社1977年版）对清代起居注馆的设立及废置进行了研究。乔治忠《康熙起居注馆和康熙起居注》（《清朝官方史学研究》，台北市文津出版社1994年出版）对康熙起居注馆的设立始末、康熙起居注的特点和史料价值进行了分析。另外，柳诒徴《记光绪会典馆之组织》（《学原》第1卷第9期，1947年）对光绪朝会典馆的设立、人员、编纂等进行了深入研究，资料丰富，结论可信。 六、几点认识从以上综述我们可以看出，百余年来关于中国古代史馆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第一，唐、宋史馆的研究比较深入，不仅很多问题得到澄清，而且考察了唐、宋史馆与唐、宋政治、学术的关系。第二，微观考辨值得注意。特别是对部分史馆的建置沿革、管理机制的考证，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打下了基础。百余年来的史馆研究也在启示我们：其一，史馆制度的研究涉及到社会史、制度史、史学史等多个学科，因此论究史馆不能囿于史学层面，也不能囿于制度层面，要兼顾到各个层面的相互影响，把握其真正的内涵。要注意史馆的活泼与弹性，及其因时因人而异的运作与转变。其二，必须将史馆置于整个社会政治、制度、史学以及文献的架构之中进行整体探讨，走出就事论事的窠臼，真正把握史馆修史在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作用和意义，探究史馆修史下传统史学的精神本质。其三，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丰富的文献，放宽史馆研究的视野，以史馆为纽结，以史馆修史和社会政治、史学发展的关系为突破口，进行社会、政治、学术文化、史学、文献的综合研究，实属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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