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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太史公作《货殖列传》和《平准书》以来，历代史书和志书关于经济史的记载遂形成延绵不绝的传统。建国以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科学上的指导地位，作为社会基础的经济，其史的研究受到了重视。然而，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却多有变化。“文化大革命”以前主要偏重于生产关系与分配关系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生产力研究开始受到重视，90年代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展到以往较少关注的流通和消费等领域，逐渐涵盖了社会再生产中的所有环节。其中，商品流通与市场机制的研究、传统经济与现代化的研究、国家与经济和社会的关系的研究成为新的重点。 在经济史研究深化的同时，更多地注意了影响和制约经济发展的诸多社会因素和上层建筑的作用。如阶级和等级制度、宗族和宗法制度、国家政权干预、家庭人口和移民等。这样，扩大了经济史的内涵，使经济史研究更具社会经济史的意义。与此同时，学者们的视野扩大，研究方法也趋向多元化。社会学、人类学、法学、人口学、地理学、生态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使经济史研究的内涵和深度都有较大扩展。在最基本的实证方法的基础上，许多新的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研究方法被采用，对推动这一学科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尤其是计量方法的运用，使人们对近代经济史中许多问题的认识不断加深。近年来，随着新制度主义在西方的兴起，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开始成为经济史的前沿理论。新时期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一、与社会史的融合成为主流1992年，吴承明发表《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指出，经济史是研究社会经济的，自应使用社会学方法。[1]2001年，吴老又发表《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提出，经济史研究要注意非经济因素，我赞成“社会经济史”的提法。[2]吴老的宏论不但引起了经济史学者的警醒，而且引起了社会史学者的重视。2003年，行龙发表《经济史与社会史》一文，指出，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是20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史研究的大趋势，也是传统史学走向新史学过程中的突出特征。文章还指出，西方经济史的发展经过了一个从单纯经济史到经济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发展历程。史学领域内这样一场巨大的变革，不仅使经济史本身走上了健康发展之路，而且它所取得的成就也在不断地推动着其他史学领域的发展。[3]行龙的文章正确地总结了社会史与经济史融合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并为多年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丰硕成果所证实。 从翰香主编的《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考察了乡村的社会结构、市镇、农业和手工业，以及田赋和徭役的演变和发展。该书注重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动态研究与静态研究相结合，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该书最大的特点在于抓住了近代华北农村巨大社会经济变革这一主线。 其后，国内学者研究近代华北农村的著作有苑书义等的《艰难的转轨历程--近代华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和乔志强、行龙主编的《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1998）等。苑书在时间断限上，着重于晚清和民国初年；在地域范围上，主要为冀、晋和内蒙古地区，弥补了以往对华北“小区”类型研究的不足。其主要贡献在于揭示了近代华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说明了近代华北发展变革的艰难曲折。乔书则从社会史和社会经济史的角度，以社会构成、社会运行、社会功能为主干，全面勾勒了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的历程，总结了华北地区近代化的被动性、迟滞性、不平衡性和复合性的历史特征，为近代华北农村社会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石。 新世纪以来较为重要的近代社会经济史的专著有马俊亚的《混合与发展--江南地区传统社会经济的现代演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该书以近代江南地区的传统经济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它们在近代的发展、演变及其与现代因素的融合。透过这一视角，使我们更加全面、准确地认识到这些地区的近代社会经济状况。 从新世纪初起，融合经济史和社会史的论文层出不穷。刘建生、燕红忠的《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与晋商的衰落--官商结合的经济学分析》，[4]从经济史角度研究晋商衰落这一社会现象，指出，官商结合为晋商长期兴盛提供了契机，官商结合所能取得的实际绩效决定了晋商早期发展商业的路径选择及其长期兴盛。然而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和产权结构的变化，通过官商结合发展商业的实际经济绩效的逐渐递减和交易成本的增加，对其商业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现实和潜在风险的增加则最终导致其走向了衰落。 将经济学的触角伸向整个社会以扩大经济史研究的对象是经济史与社会史融合的一种表现，而另一种表现则是使用社会学的方法将社会史的视角集中在经济事物上。小田的《区域特质·社区特色·历史轨迹--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定性（以苏州为个案）》即是后一种典型。[5]该文从区域特质和社区特色来探讨苏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模式，其所指的区域特质就是苏州社会在经济构成、区域格局、社会结构、人文景观、文化环境、心理因素等方面明显的乡土特质，也即是苏州的独特性即惟一性。作者指出，经济社会的发展呈现为一个连续不断的纵向过程，而历史规定性就隐含其中。从历史规定性出发去寻求苏州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道路，是一条必须遵循的学理途径。 我们认为，从经济史的角度研究社会抑或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经济，从理论上讲是全方位的，然而从实践上讲，却可能只是从一个角度、一个方面进行研究，而且这样的研究，可能思路更为清晰，脉络更为鲜明。罗能生的《湖湘文化与当代湖南经济发展》提供了这样一个范例。[6]罗文指出：近几十年来湖南经济发展不太理想的原因是什么，是值得我们好好研究的一个大问题。他认为：在制约湖南经济发展的诸多因素中，文化是其中一个重要变量，或者说，湖南经济的发展与湖湘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湖湘文化缺乏健全的经济文化内涵，没有一种激励人们去从事经济活动的文化动因，缺少一种滋生出现代经济伦理精神的基因。传统湖湘文化中利益价值观的缺失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产生了难以弥合的距离。 同样，对于作为社会经济史研究主体的经济，我们研究的也可能只是一个侧面。而从这个侧面可以折射整个社会，李金铮的《绩效与不足：民国时期现代农业金融与农村社会之关系》，[7]正是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近代经济的一个侧面--现代农业金融，揭示了现代农业金融对农村社会的正面和负面作用。该文指出：现代农村金融制度的不足既有经济的原因，也有政治、军事、文化以及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原因。不综合治理和解决这些问题，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就不可能得到顺利发展。 笔者认为，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不是简单的结合，不是经济史加社会史，而是有机的结合，也许将其称为融合更为确切。就其研究方法来讲，可以分为从经济史的角度研究社会和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经济，二者都可以称为社会经济史。当然，二者也可以融会贯通，兼而有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