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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年指出，近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从落后的封建社会进到工业化，是与资本主义分不开的。中国封建经济相当发达，走向资本主义，实现近代化，是历史发展的一种趋势。[22]林家有认为，中国的近代化，亦称之为“现代化”，指1840-1949年期间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无论是现代化还是近代化，归根到底在近代中国决定承担近代化任务的主要载体都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因此近代化实际上也就是资本主义化。[23]李文海指出，始于晚清的中国近代化，也称作“现代化”，意思一样。近代化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从来就是一个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的中国，近代化或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但资本主义化绝不是仅指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常常要以政治等多种手段为其开辟道路。[24]吴承明则认为，无论是“现代化就是工业化”，还是“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二者都不正确。“现代化即工业化的假设，自然是不完整的”，把过渡到市场经济作为现代化的标志，比把实现资本主义化作为标志，更符合历史实际。“任何民族迟早总会实现现代化，但不必需经过资本主义社会”。[25]因此，他采用希克斯的学说：“现代化就是市场经济化”。[12]赵德馨则提出，经济近代化的内涵包括多个层次，其中主要的是两个：市场化和工业化。市场化是工业化的前提；市场化是工业化的基础；市场化与工业化互相促进。因此，仅说是工业化，是不全面的；仅说是市场化，也是不全面的。[26] 3.推动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并涉及对近代经济史上重大事件的评价。乔志强、行龙认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过程就是现代化的过程。就中国历史而言，1840年发生的鸦片战争可视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界标，因为自此以后传统受到现实的严峻挑战，中国人对现代化的探索已经开始。[27]姜良芹则指出，“洋务内阁”促成中国现代化的起步。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中，总理衙门作为来自统治阶级内部的启动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力量，在客观上给予中国的外交、教育、军事、政体等方面的现代化以积极的促进。[28]颜炳罡则认为，尽管洋务运动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但从本质上看它是封建制度内的自我调整，不能作为中国现代化的肇端。而戊戌变法是以康梁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在内忧外患的刺激下所展开的一场救亡图存运动。它力图通过中国社会内部结构的自我调整转出一个全新的社会类型，将一个封建专制的中国改造成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使国家步入世界发展的轨道，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因此，戊戌变法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逻辑起点。[29] 有关清末新政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近年来引起学者的兴趣。忻平指出，清末新政是清朝最后十年社会全面危机时的适应时势之举。综观中国近代史，不难发现如此全面深刻的改革是罕见的。从发展学角度来审视，清末新政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终结点，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分水岭，它以并非自愿的自我毁灭为代价，较为全面地开启了现代化的闸门，为辛亥革命后走上正式起跑线奠定了基础。作为早期现代化的终结点，清末新政也表明了现代化潮流的不可抗拒性。[30] 辛亥革命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这应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虞和平论述了辛亥革命的政治影响如何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实际结果，认为，其重要途径之一就是辛亥革命对中国经济近代化起到了较大的社会动员作用。他指出，在民国初期的5年里，全国出现了107个经济团体，形成了一个空前的高潮。这是社会各界在辛亥革命为之奋斗和开创的民族、民权和民生主义精神鼓舞下兴起的。经济团体的勃兴体现了辛亥革命的社会动员作用，给中国经济近代化造就了一个比较广泛而稳定的社会基础。[31] 近十年来，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表明，“现代化”作为历史研究的范式或主题，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所接受。这固然与我国正在全面展开的现代化事业呼唤与之相适应的理论科学研究有关，也是中国史学日益向深、广两个方向发展的结果。“现代化”并不排斥“革命”，但“革命”显然不能涵盖现代化的全过程。现代化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在于：它拓宽了史学家的视野与史学研究的领域，并且将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成果融入史学，进一步实现了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和跨学科研究，有利于对纷繁复杂的有中国特色的历史进程、历史现象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思考。 十余年来，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需要在将来的研究中加以克服。笔者认为，今后应从以下三个方面深化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第一，加强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应用。应当鼓励把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包括西方经济学前沿理论和方法应用到经济史研究中去，把经济学和历史学结合起来，推动和促进经济史的发展。第二，加强问题意识和创新意识。在经济史研究中，一方面要努力学习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要掌握大量的资料。只有这样，才能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在发现和提出问题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的学习理论和发掘资料，分析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以切实解决问题。第三，加强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的结合。现在有些经济史文章缺乏实证分析，把经济史变成了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模式的演绎；也有些文章只有事实判断，没有规范分析，使文章缺乏理论深度。我们应当把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结合起来，推动经济史研究的深入。 【参考文献】 [1]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1）。 [2]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3）。 [3]行龙。经济史与社会史[J].山西大学学报，2003,（4）。 [4]刘建生，燕红忠。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与晋商的衰落[J].山西大学学报，2003,（1）。 [5]小田。区域特质·社区特色·历史轨迹--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定性（以苏州为个案）[J].江苏社会科学，2003,（5）。 [6]罗能生。湖湘文化与当代湖南经济发展[J].湖湘论坛，2003,（3）。 [7]李金铮。绩效与不足：民国时期现代农业金融与农村社会之关系[J].中国农史，2003,（1）。 [8]高德步。论经济史学的对象、任务与方法[J].南开经济研究，2000,（6）。 [9]赵凌云。“新经济史革命”的路径、内容与借鉴[J].南开经济研究，2000,（6）。 [10]李伯重。历史上的经济革命与经济史的研究方法[J].中国社会科学，2001,（6）。 [11]吴承明。经济史学的理论与方法[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1）。 [12]本刊编辑部。市场史、现代化和经济运行--吴承明教授访谈录[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1）。 [13]林刚。中国国情与早期现代化[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4）。 [14]应莉雅。网络化组织与区域市场交易成本--以天津商会为个案（1903-1928年）[J].南开经济研究，2004,（5）。 [15]王红曼。四联总处与西南区域金融网络[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4）。 [16]张思。19世纪天津、烟台的对外贸易与传统市场网络--以洋纱洋布的输入与运销为例[J].史林，2004,（4）。 [17]刘巍。中国的货币供求与经济增长（1927-1936）[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1）。 [18]刘巍。对中国近代的银价、汇率与进出口关系之实证分析[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4）。 [19]刘巍。对近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实证分析（1927-1936）--兼论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分析方法[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3）。 [20]梁华。1840-1936年外国在华直接投资挤出效应研究[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4）。 [21]陈向阳。现代化研究与晚近中国社会再认识[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9,（4）。 [22]刘大年。当前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N].人民日报，1997-01-11. [23]林家有。孙中山的革命观--兼论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A].孙中山振兴中华思想研究[C].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24]李文海。对中国近代化历史进程的一点看法[J].清史研究，1997,（1）。 [25]吴承明。现代化与中国十六、十七世纪的现代化因素[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4）。 [26]赵德馨。市场化与工业化：经济现代化的两个主要层次[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1）。 [27]乔志强，行龙。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史林，1998,（3）。 [28]姜良芹。总理衙门与中国现代化的启动[J].学习与探索，1998,（2）。 [29]颜炳罡。戊戌变法与中国现代化进程[J].文史哲，1998,（5）。 [30]忻平。清末新政与中国现代化进程[J].社会科学战线，1997,（2）。 [31]虞和平。辛亥革命与中国经济近代化的社会动员[J].社会学研究，19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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